※本文為「黑夜中尋找星星──走過戒嚴的資深記者生命史」新書導論「Part2：歷史看見了他們」，作者為何榮幸。

 

    在所有訪談結束後，我們發現，本書十七位受訪者不僅看見了歷史，歷史也看見了他們。

 

    從戒嚴走向民主，歷史看見了這群資深新聞工作者的生命情懷，以及他們背後的媒體結構與社會互動。在初步整理後，我們試圖先從「媒體老闆與資深記者的互動」、「資深記者的使命感與影響力」、 「解嚴後資深記者的生涯轉變」等三個面向出發，勾勒歷史情境中的資深新聞工作者面貌，提供讀者多元看待戒嚴時期媒體發展的線索與思考脈絡，並期待更多人士加入後續研究。

 

◎戒嚴時期的報老闆們

 

在本書受訪者眼中，戒嚴時期的報老闆們，一方面是黨國體制打壓言論自由的幫凶，另一方面卻在某種程度上扮演民主化的推手；報老闆的處境有時候比記者還凶險，其角色雖極具爭議，功過卻難以遽下定論。至於戒嚴時期報老闆們的愛才行徑，及其與子弟兵之間亦師亦父的互動糾葛，如今則早已成為絕響。

 

戒嚴時期的台灣報紙生態，常被學者批判為「侍從報業」結構，意指報業只是黨國威權體制的文化控制工具，報老闆則是維護政權利益與安定的執行者。例如兩大報老闆余紀忠、王惕吾，長期雙雙擔任國民黨中常委，或多或少必須服膺國民黨以黨領政的意志與操控，戒嚴時期媒體與政治的關係因而常遭嚴厲抨擊。

 

余紀忠、王惕吾一手打造兩大報家族企業，無疑是戒嚴時期最成功、也最受爭議的媒體巨人。在兩大報新聞工作者眼中，他們的角色遠比外界想像的更加複雜與深刻。

 

當初因為被打「小報告」而被迫離開中時的司馬文武，對於余紀忠的處境有第一手的觀察：「有一次，余老闆在國民黨中常會，聽到中美關係生變的消息，回來就叫我去追新聞。後來安全單位找上我，問我怎麼知道這個消息，還說這是洩漏國家機密，要我把余老闆供出來。我當然抵死不說，但也因為如此，才知道余老闆面對的是多麼困難的情勢。報社老闆即使是中常委，情治人員也是照查……。」

 

余紀忠後來在國民黨保守派壓力下，面臨無法匯出五百萬美金給美洲中國時報困境。當時他為了拿掉《時報雜誌》一項敏感的座談會紀錄，氣得拍桌子對負責時報雜誌編務的愛將王健壯說：「你的好朋友連米都沒辦法下鍋，你還在這裡講個人理想，講你的堅持、你的期待，你有沒有替這些好朋友想一想？」王健壯因此辭職，但余紀忠最後仍被迫宣布美洲中時停刊。

 

即使如此，余紀忠對於在中時「惹過麻煩」的子弟兵仍照顧有加。以王健壯為例，他去美國進修的所有費用都是余紀忠出的，時報還照付他薪水，連編輯部門的夜點費也照發。而俞國基因觸犯言論禁忌被余紀忠拔掉美洲中時總主筆後，余紀忠亦持續「按月給予補貼」長達一年。

 

類似故事與案例，在王惕吾身上亦處處可見。黃年在受訪時另外告訴我們：「當年我從中國時報回任聯合報的時候，王惕吾有天派了一部三陽喜美的車子給我，還配了駕駛，我可能是全台灣唯一一個三陽喜美有駕駛的人。我跟王惕吾說：『不行啊，採訪主任都沒車子。』王愓吾則告訴我說，過幾年我就會升主任了。我是第一個專欄組主任有配車的人，那時候連採訪主任也只能搭公務車、採訪車。」

 

黃年認為，王惕吾和余紀忠在那個年代，都有他們的侷限，但也有他們的本事，其實並不容易。「那是一個很關鍵的年代，大家都在揣摩蔣經國的底線在哪裡。余紀忠絕對比王惕吾聰明，余先生跟知識份子在一起談話，很自然，語言也相同；王先生則是非常努力地參與知識份子的對話，幾乎到了攏絡的地步，很能夠禮賢下士。他們兩人可能在方法、風情上不相同，但努力的方向都是一樣的。」他更強調：「王惕吾先生在新聞界也是蠻有爭議性的人物，但他後來說：『總統有任期，報紙沒有任期。』我覺得能夠留下這句話，他的一生就值得了。」

 

余紀忠、王惕吾在兩大報扮演的「家父長」式角色，是戒嚴時期媒體發展的重要篇章。但在本書受訪者眼中，那個媒體巨人的時代早已一去不復返。

 

被自立報系員工尊稱為「三老」的精神領袖吳三連，則是戒嚴時期另一位影響深遠的報業領導人。因為吳三連一句話，吳豐山因此放棄參選省議員；因為吳三連一項指示，吳豐山跑了一千三百公里，寫出在自立晚報二版連續刊登一個月的「今天的台灣農村」系列報導；吳豐山多次被「挖角」時，更都因為與吳三連之間「如師如父」的深厚感情而未跳槽。

 

吳豐山對吳三連的整體觀察則是：「一般人都認為，吳三連先生對台灣人民抗日和政治民主發展都有貢獻。我認為，更重要的是，吳三連先生是『大器』的台灣人。他的胸懷、度量都十分寬闊。一般海島國家，不太容易產生大器的人，他卻例外。」

 

同樣得到本書受訪者高度肯定的，還有台灣時報老闆、眼科醫生出身的吳基福。李旺台有一次寫特稿批評吳基福的恩人、當時中山大學校長李煥，第二天台時布告欄就貼出「李旺台派調資料室」公文。「後來吳基福對我說，懲罰我是給李煥一個交代。我在資料室待了三個星期，吳基福一直對我說：『你不可以離開，也不可以生氣，一定要忍過這段期間。』在資料室的第三個星期，我被調升台北特派員，我知道這一切都是吳基福對我的愛護。」

 

與多位報老闆有過長期共事經驗的俞國基，則在本書中對戒嚴時期的報老闆們作出整體評價：「台灣所有報老闆都太政治了！」

 

俞國基認為：「台灣時報舊老闆吳基福比較天真、沒有心機，但他辦報還是想影響政治，尤其希望本省人也涉足媒體。台灣日報舊老闆傅朝樞，雖然對黨外幫助不少，但也想藉此獲得與國民黨議價的籌碼。甚至他後來到美國辦報，與中共高層接觸，都是在玩弄政治。而中國時報雖給人比較清新、較有人文性的印象；但余紀忠先生其實也是政治人，雖然他具有人文氣質，但仍免不了想在政治上發揮他的影響力。後來我到自由時報，老闆林榮三先生不願得罪政壇主流，顯示台灣報紙走向都是隨老闆的政治關係而轉變。台灣沒有一個報老闆能擺脫政治的影響。幾年前進入台灣的《蘋果日報》。雖然沒有政治目的，卻完全市場取向，其未來發展有特觀察。」（註：俞國基未曾與王愓吾共事，因此未對王直接評價。）

 

我們認為，「報老闆學」是還原戒嚴時期媒體風貌的重要面向。讀者可在本書中找到諸多案例與線索，初步瞭解戒嚴時期報老闆們的行事作風，及其在台灣從威權邁向民主過程所處的位置。

 

至於戒嚴時期報老闆們的個別功過、解嚴前後報老闆們的差異、兩大報第二代「小老闆」與上一代媒體強人的比較、當前報老闆們的新聞控制方式、台灣報老闆們與政治剪不斷理還亂的複雜關係，都是值得進一步研究的重要課題。

 

◎戒嚴時期的「大記者們」

 

戒嚴時期新聞歷程固然充滿壓抑與苦澀，但對於本書不少受訪者而言，大環境限制下的因緣際會，卻意外形成一個讓「大記者」發光發亮的年代。許多新聞工作者在短時間內歷任要職，不但發揮使命感，更擁有影響力，在某種程度上反令擁有充分自由的當前新聞工作者稱羨不已。

 

國民黨政府宣布報禁後，台灣報紙數目始終維持在三十一家，其中黨政軍勢力控制者即達半數；但在黨營媒體逐漸沒落、民營報紙強勢興起後，以兩大報為首的民營報業需才孔急，戰後在台灣出生的嬰兒潮世代成為重點栽培對象，這群「台灣戰後第一代政治記者」，開始在報紙只能印行三大張的時代引領風騷。

 

一九七二年擔任《民族晚報》記者的南方朔，成為當年台大畢業、碩士學歷進入新聞界的先鋒。南方朔還記得，當年他的起薪僅僅一千五百元，比他當翻譯每月可賺三、四千元少了很多。但是，此後南方朔的一枝健筆，卻在解嚴前後的新聞界發揮了重大影響力。

 

比南方朔早一年進入新聞界的周天瑞，則因身處兩大報之一的中時，掌握更好的機會結構。他在六年內當上中時採訪主任，年紀輕輕就負責處理「中壢事件」等重大新聞，既有成就感也承受莫大壓力。

 

周天瑞接受本書訪問時，回憶他當年採訪國民黨十一全大會時的場景：「蔣經國在閉幕典禮致詞時，我愈筆記愈覺得耳熟，都是我寫過的啊，都變成了他的語言講出來了啊……。自己寫的東西被一個國家領導人這樣引述，代表他的心和我的心是同理的、是心意相通的，這是一種很深的感動。我一邊寫一邊眼淚流個不停，還不能把字弄糊掉，還不要讓別人看見，等他講完，馬上止住眼淚……。」充分顯示一個年輕記者發揮影響力時的內心激動。

 

同樣受到蔣經國總統重視的，還有一九六九年就進入新聞界，沒多久就在自立晚報寫專欄的吳豐山。吳豐山還記得：「有段時間，蔣經國先生很重視我寫的專欄，常派宋楚瑜來告訴我：『你的建議，我們照辦。』或者『你的建議，我們一時做不到，明年再來做……。』我也覺得很有成就感。」

 

比周天瑞晚進中時的王健壯，則更像是坐直升機一般，三年後就當上採訪主任，負責帶兵與聯合報競爭「一百萬份第一大報」，二十九歲就擔任時報雜誌社長兼總編輯。王健壯形容當時受到重用的情況是：「當時報社調整職務就有聘書，我大約一年收三張聘書，一共有十幾張聘書……。我們就像是戰場上的兵士，報社叫我們到哪就到哪。」

 

有段時間同時擔任紐約時報及《亞洲華爾街日報》駐台記者的殷允芃，則是用這樣的心情發揮使命感：「中美斷交那段期間，我為美國媒體工作，但我體會到沒辦法用美方觀點處理新聞。當時我的位置和經歷強迫我把自己的立場想清楚。有時候人家問我：『你為什麼那麼愛國？你到底是什麼人哪？』我就會說：『我是在台灣的中國人。』」

 

美麗島事件發生時，剛從醫學院畢業進入民生報的楊憲宏，卻在公害環保領域看到了記者的使命感。當時爆發弱勢者吃錯油的「多氯聯苯事件」，憤怒的楊憲宏認為：「看來看去，真的只有新聞界是最有反省力的，記者可以很努力地去瞭解這是怎麼回事，然後提出批判；政府系統卻推得一乾二淨，無論是地方或中央，全部都一樣。你可以看到最爛的官員每天講那些你聽不懂的話，完全無力對抗這件事。」

 

楊憲宏針對多氯聯苯事件寫出的第一篇調查報導「哭泣的教堂」，就是他的第一篇得獎作品。此後楊憲宏在聯合報系的一系列公害環保報導，讓他成為那個時代最受矚目的公害環保記者。楊憲宏後來出版的《走過傷心地》，以及楊渡在解嚴前後出版的《民間的力量》、《強控制解體》等書，則皆被視為當年重要報導文學作品。

 

「林宅血案」震驚台灣社會後，陳銘城決定離開台灣全錄公司的高薪工作，毅然走上記者這條路。他相信「新聞言論的突破，是台灣走上民主國家，以及保障人權的重要方向。中壢事件、美麗島事件、林宅血案之後，更需要有人站出來，去做這樣子的工作」。陳銘城最後在自立報系找到發揮空間，寫出一系列訪問二二八受難者家屬、海外黑名單人士等突破禁忌的人權報導。

 

解嚴那一年因為歷史性大陸行而轟動兩岸的李永得、徐璐，事後則雙雙對於「暴得大名」進行省思。李永得強調，他和徐璐原本不是自立晚報安排的人選，後來因緣際會率先成行，只是歷史的偶然而「浪得虛名」；徐璐也認為，大陸行的虛名在那幾年對她造成「很大的負擔」。

 

解嚴之後，這些「大記者」們則頗有失落之感。

 

解嚴前曾經被戲稱為「地下新聞局長」、長期以評論影響力著稱的司馬文武認為：「寫一篇文章能造成很大影響的時代已經過去，我只能期待，累積很多、很久的作品後，自己的風格、價值觀念、基本原則，會被人認為是可靠的。」

 

司馬文武對於媒體影響力消退的看法是：「媒體影響力跟新聞自由一樣，不專屬於特定的報紙或記者，而屬於整體新聞環境。現在資訊太多，媒體影響力難免被稀釋。同時，我們也要體認自己沒有比別人高明多少，只是有能力、技巧和機會表達出來而已。」

 

長期主導聯合報社論走向的黃年自嘲：「國家現在內耗空轉，記者就像是薛西佛斯，每天推石頭上去然後又滾下來，那是一種無力感。我有時候跟朋友開玩笑說，我現在寫社論的成就感，還不如幫我太太洗一次碗，真的有時候會這樣想。」

 

目前擔任自由時報副社長的俞國基也強調：「現在的政府、政治人物怎麼『刺』都沒有反應。現在當記者，寫什麼都像丟到水裡面一樣，沒有反應，在成就感上還不如戒嚴時代。戒嚴時期，存在威權政府這種明顯的目標，又有警總在背後盯著，身為新聞從業人員，反而很有使命感、很有理想。」

 

其實，今昔相較，戒嚴時期因緣際會加上個人努力形成的「大記者」們，單打獨鬥的個人風格強烈，但相對缺乏橫向連結與勞工意識；解嚴後新聞工作者雖然影響力消退，卻多了橫向連結（例如成立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大眾傳播產業工會聯合會、新聞界連署抗議鴻海董事長郭台銘對《工商時報》記者曠文琪財產申請假扣押等）的可能性。

 

讀者可以在本書中看見部分「大記者」的完整心路歷程，並可進一步瞭解戒嚴時期中南部新聞工作者、女性新聞工作者的不同發展軌跡。有興趣的讀者與研究者，值得繼續探討解嚴前後「大記者」的角色轉變、報紙記者影響力的消退、中南部新聞工作者對於破除「台北觀點」的努力、解嚴前後新聞工作者勞動條件變化等重要課題。

 

◎解嚴後他們為何都從政了？

 

細心的讀者應該早已發現，本書多數受訪者，或早或晚、或長或短都曾投入政治之路，似乎是這群資深記者從戒嚴走向民主的第一項集體趨勢；此外，多數受訪者在解嚴後紛紛從平面媒體轉戰電子媒體。這種生涯轉變似乎成為這群資深記者的第二項集體趨勢。至於部分受訪者在解嚴後出現若干爭議，他們在受訪時則坦然接受各界檢驗。

 

解嚴前後，「政媒兩棲」與「學官兩棲」同樣是社會各界批判焦點。一般認為，政治與媒體之間有一條看不見的界線。政治與媒體間雖允許轉換跑道，卻不容同時腳踏兩條船而傷害媒體獨立自主。

 

當初在八十年代標榜不從政的司馬文武，對於政黨輪替後出任國安會副祕書長的解釋是「滿足好奇心」。由於國安會工作不需與媒體接觸，他不認為自己面臨「政媒兩棲」問題。八十年代另一位與政治保持距離的李旺台，後來則基於「對林義雄（時任民進黨主席）的為人與理念都很有好感」，因此在林義雄邀請下擔任民進黨副祕書長。

 

同樣在民進黨政府當官的李永得強調，媒體人轉任政務官違背他的信念，因此一開始沒有答應入閣，但在「身為客家人，應該用專業回饋、服務客家鄉親」的勸進理由下，最後他還是一路坐上客委會主委位置。

 

早在國民黨執政時期就已擔任監委的黃肇珩認為，「記者跟監委有很多相似點」，記者出身的她適合擔任監委，就任監委後則保持記者的精神。南方朔可能是以相同的觀點，接受國民黨邀請列入國民黨監委推薦名單。

 

一九九六年就已幫陳履安寫過總統競選文宣的楊渡，其接任國民黨文傳會主委的理由則是：「希望再次政黨輪替，終結單一政黨長期執政，避免台灣走入新獨裁。」不過，他認為到國民黨當黨工只是「階段性任務」而已。

 

無黨無派，但與政治始終糾葛不清的吳豐山，則對自己的性格進行這樣的分析：   「我喜歡跟人家接觸、人脈好，這適合做政治；可是我不喜歡黨紀，不喜歡扭曲良知，這適合做新聞」；他雖已入閣做過行政院政務委員，但在心理上仍不認為這輩子真正從政過。

 

這是本書受訪者對於走上政治之路的部分理由，讀者可以自行判斷是否合理，並且找到新聞工作者容易轉換跑道從政的部分原因。

 

弔詭的是，在戒嚴時期看似立場一致的新聞工作者，解嚴後紛紛分道揚鑣投入不同陣營。這種現象更加證明，當年所有進步社會力量（包括進步新聞工作者在內）只是基於對抗威權體制而形成鬆散的「反國民黨大聯盟」，等到威權體制解體後，統獨國家認同、藍綠黨派對立成為主要社會矛盾，資深新聞工作者分別捲入新的社會動員方向，他們的差異也才更加清楚浮現。

 

本書受訪者在解嚴後紛紛走上電子媒體之路，則是觀察這群資深記者發展軌跡的另一項重要線索。（楊憲宏、吳豐山、李永得、徐璐、周天瑞、戎撫天皆曾擔任電子媒體高層，李旺台、楊渡、陳銘城也都有製作或主持電視節目經驗。）

 

讀者可以發現，這群資深記者轉換跑道的過程未必順利，有些人固然自認有所發揮與建樹，但也有些人面臨嚴重挫敗經驗。例如徐璐想要改革「老三台」之一的華視，最後卻黯然坦承失敗；戎撫天想要帶給東森電視台不同思維，最後也是以受挫收場。

 

新興電子媒體需才孔急、挑戰性高且影響力與日俱增，顯然是解嚴後平面媒體高層「換軌」領導電子媒體的重要背景。不過，這一回他們並沒有像當年進入報業那般駕輕就熟、勝任愉快，成敗經驗也似乎不如他們想像中美好，顯示不同媒體屬性仍可能對資深新聞工作者形成難以跨越的鴻溝。

 

除此之外，資深新聞工作者在新聞專業領域，也已出現若干爭議，有待社會公評檢驗。

 

徐璐除了在二○○○年政黨輪替時站台輔選，其後更接受民進黨政府指派為華視副總經理，成為外界眼中的「官派媒體高層」。對於這種轉折，徐璐強調，她曾向民進黨人士強調：「不要再官派了，你們應該建立遴選制度。」但得到的回答是：「現在三台都仍由官股主導，不官派、誰派呢？要進去裡面，才能改革，才能讓黨政軍退出媒體。」其後她接受這項理由進入華視。

 

但徐璐在本書訪問中也坦率指出，現在回想起來，「急需一個工作來填補離開『台北之音』後，漂泊了近一年的工作空虛感」，可能才是她進入華視最大的驅動力。

 

王健壯在新新聞社長任內發生的「嘿嘿嘿」事件，則讓他陷入「活在壓力鍋裡最長的一段時間」、「傷痕到現在都還在」。他在本書訪問中強調：「坦白說，事件的來龍去脈，我只比讀者多知道一點點，而且新聞也不是我處理的，但呂秀蓮要提告後，五分鐘不到我就把楊照（新新聞總編輯）找來，我說所有事情我來處理。我明白這件事恐怖的影響，但我要為同事扛下。」

 

新新聞官司敗訴後，王健壯認為：「可惜台灣的媒體、司法、國會，跟水門案時的美國媒體、司法、國會不一樣，沒有一群人一起去做扒糞者的角色。以後若呂秀蓮、王健壯各自出書，『嘿嘿嘿』事件一樣是無頭公案。」

 

同樣是與政治人物打官司，黃年是因撰寫聯合報社論「辦到謝長廷腳前的那一條線為止？」而遭高雄市長謝長廷控告誹謗。他在法庭辯護時強調，新聞記者的「第四權」是憲法賦予的憲政權利，「戒嚴時期，當局用一種方法扼制新聞自由；解嚴以後，當局則用另一種手法扼制新聞自由。例如，當年的警總、新聞局、文工會針對新聞個案管制，但民進黨的一句『統派媒體』，則是全盤否定及滅殺新聞媒體的民主憲政角色。」與王健壯不同的是，黃年的官司獲得了勝訴。

 

楊憲宏長期被視為「呂秀蓮副總統重要策士」，並且大量參加談話性節目、接受媒體訪問，則已被認為是談話性節目、媒體名嘴亂象的重要參與者。

 

對於這種定位，楊憲宏在接受本書訪問時另外強調，他並不認為自己是「呂秀蓮副總統重要策士」，也無法認同談話性節目的作法，因此他決定退出「二一○○全民開講」等談話性節目。不過，在本書出版之前，楊憲宏已在談話性節目再度出現，他向我們表示，他的參與可以「讓談話性節目的討論理性一點」。

 

楊渡在二○○六年倒扁紅潮期間發表的「倒扁關鍵，在敢不敢動亂」一文，曾引起軒然大波。外界批評楊渡主張動亂，楊渡本人則認為「這只是一則新聞分析」，他不覺得自己是在鼓動群眾動亂。

 

無論是否接受上述辯護，讀者都可在本書中看見這些資深新聞工作者不迴避爭議的理念陳述與心情告白。我們認為，新聞工作者如同筆下監督對象，同樣應該接受社會公評檢驗，相信本書受訪者亦是在相同心情下進行自剖。

 

有興趣的讀者與研究者，則可繼續觀察台灣新聞工作者從戒嚴走向民主的共同趨勢（並與其他國家進行比較）、新聞工作者在解嚴前後言行是否一致、解嚴前後政媒兩棲現象、解嚴後媒體人投身藍綠兩大陣營、記者從「報導者」成為「被報導者」的過程，以及當前談話性節目充斥「資深記者」放言高論等重要課題。

 

◎資深記者核心理念與生命情懷

 

解嚴二十年之後，本書受訪者對於媒體環境今昔對照有許多觀察與感觸，並各自流露出不同的生命情懷。我們除了想探討：戒嚴時期對抗威權體制、爭取新聞自由的核心理念，對當前新聞界還有什麼啟發價值？我們也想瞭解：是什麼原因支撐資深新聞工作者走到現在，依舊充滿熱情與鬥志？

 

二○○七年十月台大新聞研究所舉辦「台灣解嚴二十週年研討會：威權解體與新聞自由的崎嶇路」，長期關切台灣從戒嚴走向民主的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榮譽退休教授、香港城市大學傳播研究中心主任李金銓，以「自由化，而非全面民主化—台灣的游擊媒介與政治運動」為題強調：

 

「解嚴不可能解決所有的問題……，自由化把政府控制送進歷史廢堆，媒介從檢查制度的桎梏中解放，這是不可輕易抹煞的成就。可惜台灣未進一步建構全面民主的媒介秩序。市場在戒嚴時期抗衡政府的媒體控制，解嚴後卻逐漸取代政府成為媒介自由的羈絆；市場控制比政府控制較不著痕跡，後果卻一樣不可小覷。目前，任由這許多媒介在扭曲的市場秩序中廝殺，個個都是財務的輸家，但最大的犧牲者莫過於『公共領域』。」

 

李金銓的結構性觀察與感慨，放在當前藍綠撕裂、兩極對立的社會氛圍與媒體環境中，更加彰顯新聞工作者充滿無力感的真實處境。

 

在這種巨大的集體困境中，本書部分受訪者主張「戒嚴年代勇氣比智慧重要，解嚴之後智慧比勇氣重要，而且更需要專業」，部分受訪者卻堅持「在藍綠對立中保持中間、拒絕選邊，其實比解嚴年代更需要勇氣」。那一種特質才是當前新聞工作者最需要的條件？

 

當了這麼久新聞工作者，本書受訪者中，有人相信自己「從來沒有犯過本質的錯，如果犯了，我一定立刻不幹記者」，有人卻是「每天寫完評論都會後悔，總是會在截稿後，想到怎麼寫會更好，但是來不及，所以只好隔天再寫一篇」。哪一種態度才是資深記者應有的自省？

 

本書受訪者中，不少人認為自己是自由派，並憑藉自由主義理念走到現在。但自由主義在當前新聞界應該如何實踐？自由派理念就可以扺擋收視率惡性競爭、藍綠對抗邏輯？更重要的是，戒嚴時期據以對抗威權體制的自由派理念，現在要如何對抗媒體老闆的鮮明政治立場，以及置入性行銷對於新聞專業的侵蝕？

 

讀者可以在本書中追尋這些問題的答案，觀察本書受訪者燃燒熱情的方式，檢驗本書受訪者的理想有無褪色。我們相信，回歸記者這項「志業」的原始初衷，以及記者這種「人」的生命情懷，有助於當前新聞界思索從戒嚴到民主的自我定位與方向感，在新聞崗位上重新注入理想與熱情。

 

希望本書所見證的歷史記憶，能夠有助於社會各界珍惜得來不易的言論自由。在解除戒嚴、開放報禁二十年的此刻，重新看見新聞工作者努力走過的軌跡，並且重新思考媒體存在的價值與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