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得幾個字〉

                          不言

小時候聽父親說詩，總期待一兩個笑話，父親是拿笑話釣住我；我則以為笑話就是詩的本質了。

比方說：在講到某一首詩的時候，他會這樣說：「這是寫我跟你表大爺哥兒倆在山裡喝著酒，遍山頭都是野花，那花兒在旁邊兒一骨朵、一骨朵地開了。咱喝一杯、它開一朵；它開一朵，咱喝一杯；你一杯、我一杯；我再敬你一杯、你也再敬我一杯。這麼喝著喝著，一猛子喝醉了，我就跟你表大爺說你回去吧，我要睡大覺了。要是還有興致的話，你明天抱著胡琴兒再來喝罷。為什麼要抱著把胡琴來喝酒你知道嗎？你表大爺就那把胡琴能值幾個錢，賣了還興許能買兩瓶五加皮，那就再喝一宿。」這裡頭有甚麼好笑呢？有的。那把琴根本不是表大爺的，是我父親的──也值不了甚麼錢。可一讓他說成是表大爺好酒貪杯、賣琴買醉，我就止不住地笑起來。

這是李白的〈山中與幽人對酌〉：「兩人對酌山花開，一杯一杯復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來。」我秉承詩教的開始。父親當時並沒有多作解釋──原詩的第三句是一個十分慣見的典故，借的是《宋書‧陶潛傳》形容這位高士：「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上了大學、認真唸起陶詩以後，讀到這段來歷，還是會因為想起牆上掛的那把胡琴而笑出聲來。

數十年過去了，於今想來，恐怕正是那樣的詩教喚起了我對於古典詩的好奇。通過詩，彷彿一定能夠進入一個「字面顯得不夠」的時空。當我面對一首詩、逐字展開一個全新旅程的探索之際，躲藏在字的背後的，是「一骨朵、一骨朵」出奇綻放的異想。在「有盡之言」與「無窮之意」的張力之間，詩人和讀詩之人即使根本無從相會、相知、相感通，但是他們都擺脫了有限的、個別的字，創造了從字面推拓出來的另一個世界。就好比說陪李白喝酒的那位「幽人」倘若果真抱琴而至，所抱者當然不會是胡琴；而詩之無礙於以情解、以理解、以境解者，就在「當然不會是」這幾字上。

張容開始對我每天像做早操晚課一樣地寫幾首舊詩這件事產生了興趣，有一天趁我在寫著的時候，忽然坐到我腿上問起：「你為什麼每天都要寫詩呢？」

「我想是上癮了。」我說。

「像喝酒嗎？」

「是的，也許還更嚴重一點。」

他想了想，繞個彎兒又問：「你不是已經戒煙了嗎？」

「寫詩沒有戒不戒的問題。」

「為甚麼寫詩不可以戒掉？」

「寫詩讓人勇敢。」

「為什麼？」

我的工作離不開文字，但是每寫一題讓自己覺得有點兒意思的文字都要費盡力氣、和字面的意思搏鬥良久，往往精疲力竭而不能成篇。之所以不能成篇，往往是因為寫出來的文字總有個假設的閱讀者在那兒，像個必須與之對飲的伴侶。有這伴侶作陪，已經難能而可貴了，寫作者卻還忍不住於自醉之際跟對方說：「卿可去！」特別是在詩裡，此事尤為孤獨、尤為冷漠。

離開字面這件事所需要的勇氣，我要怎樣才能教會他呢？我想了很久，居然沒有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