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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前往北京最大的藝術特區七九八。

這是一個極為有趣的地方，舊工廠與各種潔白明亮或繁複華麗的藝廊和咖啡店交錯並置著。而此刻，所有的矛盾更被誇張化。因為所有的道路都在翻修（一切為奧運啊！），泥土與磚塊成了藝廊外的藝術裝置。於是，整個七九八的現場，本身就成了一個最精彩的討論藝術與社會關係的藝術作品。

兩點去昨天認識的台灣作家李欣頻的一個演講會。地點是在李宗盛在七九八開的一個表演場地兼他的手工木吉他工作室。李欣頻是現在北京火紅的作家，他把過去在台灣的書不到一年內在北京出了四本。這場演講收費約一百，算是貴。我對他的東西毫無興趣，只是想去看看一個暢銷作家的演講場合是什麼狀態，二十分鐘後就離開。

傍晚到了晚上沙龍地點三十七度書吧。這是一群頗有理想的媒體人開的，在一個現代化的住宅社區中。晚餐和店長的大貓以及他的朋友，包括隸屬於外交部雜誌的主編Y和一位自然保育工作者大虎（他家書有一半是繁體，和台灣的荒野保育協會很熟，現在的計畫是要開一家賣自然保育用品的商店）。

今晚的沙龍是我在北京的第二場公開演講，也是至今比較驚濤駭浪的。

首先是對談對象一直無法確定。最早是確定了音樂時空主編、中國樂評的一哥級人物郝舫，但他後來去忙賑災活動。另一位對談人老莫也是在前一晚趕去四川。我們本來也邀請一位樂隊主唱吳虹飛，她也臨時要去採訪。還號，最後，我們意外地邀到中國目前最有代表性的社會批判歌手周雲蓬。他是一位盲人民歌手，去年出版的第二張專輯「中國孩子」用詩意的歌詞批判各種社會問題，大受文化界與媒體好評；地位有點像九零年代初的陳明章或是現在的生祥（他在不久前也與生祥在北京聊了）。主辦單位又邀請了某雜誌主編X當對談對象。

我先聊了一會兒寫作的理念和這本書內容，然後周雲蓬和X回應。

周雲蓬極力避免被貼上什麼抗議歌手的標籤，也強調寫歌就是寫歌，不是為了什麼社會。他的態度我完全可以理解。

號稱年輕時是搖滾青年的X與ㄚ對我提出許多質疑，包括在中國沒有搞社會運動的條件，我談的美國的狀況不適用於中國，因為現在的中國都不喜歡混亂，所以說叫搖滾來搞社會運動一定會被中國人民反對。他們也說，現在中國沒有空間寫抗議歌曲。

這些說法都是把我的命題極端化，把我描繪成是要主張歌手寫激烈的抗議歌，進行社會革命。照一個北京朋友的說法，他們是要引導我說出「反革命」的言論（意思是反政府）。

其實我最低限度只是呼籲音樂人和年輕人更關心公共事務。

Y也提了一種看似激進，其實虛無的提法。他首先用挑釁的提問說，這本書是希望我們從美國借鏡嗎？那麼NGO可以如何和音樂合作？我舉了中國綠色和平和迷笛音樂節合作的例子。他反駁說，中國現在沒有真正意義上的NGO，因為都是必須官方許可的。所以這些合作都是受限制的。所以他又問我說，該怎麼辦？

問題是，他的態度不是誠懇的想要討論，改革者可以如何務實地在重重限制下行動，而是挑釁式地問，你想怎麼搞？在台灣，我可以開玩笑地說，如果你覺得體制內讓人碰壁，那就推翻體制啊！在這裡，我不能開這個玩笑；只能說，那就做多少算多少，進行體制內的改革啊。綠色和平不是已經在做了嗎？（我心理想的是，還是你的答案，是什麼都不要做？）

在這些針鋒之外，加上前兩天顏峻的疑問，我開始認知到在中國談聲音與憤怒的問題。

因為這曾是一個極權主義的國家，政治無所不在，他們甚至還有革命歌曲的傳統：歌曲本來就具有政治功能，只是是政治動員性的。所以這個「後極權社會」會有一種反政治的氣氛，尤其是擔心文化、藝術過份政治化。所以周雲蓬在現場說，我們要反對那種集體主義的東西，一首歌不要去談什麼太大的東西，也不要背負什麼意識形態；談些小情小愛不是很好嗎。重要的是，我們要讓個人有更多空間。

這個論述當然不完整，社會批判歌曲不必然連結起什麼集體主義，且他自己的作品正是充滿最多社會關懷與批判。但是他卻提到很真實的東西：他們要更多個人空間，他們要藝術有更多不與政治沾邊的空間。

所以，我在台灣去談音樂與社會改革的連結，是在一片蒼白的基礎上去鼓吹；或在西方我們是去挖掘那個潛藏的理想主義傳統。但在中國，去談音樂或文化的政治化，對於一個後極權社會來說，似乎太快了。

沙龍結束後，台灣的聲音藝術家小筑和其蔚帶了他們四歲的聰明可愛小孩來找我。從大學時就聽到林其蔚的名字，他組了台灣第一個噪音團零與聲音。但遲至現在才認識，而且是在北京認識，真妙！而且，讓我驚訝的是，他如此優雅帥氣，莫非是在法國混過所留下的痕跡。很喜歡他們夫婦和小孩。他們是在過去這一年先後搬來北京。

另一個沙龍結束後來的朋友是中國著名樂隊「幸福大街」的女主唱吳虹飛，她的正職是南方人物週刊的記者。能唱能寫，厲害。這個團是少數樂齡超過八年的北京樂隊。阿飛非常可愛能聊。

離開書吧後，我和編輯小岑、店長大貓一起去阿飛家喝酒。第一次到北京搖滾天后家喝酒，很hig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