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2003年的一個冬夜，我猶豫著是否要走出紐約的家門，在大雪中舉步維艱地趕赴一場關於當前美國的政治和社會情勢的演講。

最終還是去了。因為主講的人是大學時就在史書上熟悉的名字：季特林(Todd Gitlin)。

      季特林是六零年代學運最耀眼的名字之一，因為他是當時最大全國學運組織「學生爭取民主社會」(Students for Democratic Society)的主席；他也在後來寫出了關於六零年代的重要史書之一：The Sixties: Years of Hope and Days of Rage。更重要的，他是那個世代學運領袖中現在極少數在學術界、在左翼社群中活躍的知識份子、評論家。

     而在那場座談之前，這個已經六十多歲的當年新左派，剛出版了這本《給青年行動者的信》的小冊。

2.

    翻開這本書的第一章，作為理想主義者的讀者會得到巨大的感動，得到投身於社會改造的動力與使命感。

    「光憑信仰不足以成為行動主義者，行動主義者是把信念和行動結合在一起。行動者拒絕承認世界就是如此。」這是他對行動主義者(activist)的界定。

在面對這個世界的痛苦和邪惡時，行動主義者不會只是坐在那裡哀嘆、哭泣、或發怒，他們會起而行動改變這個世界——因為歷史正是人所創造出來的。

        所以，不要以為自己生不逢時，錯過了那些反抗者的美好年代。作為六零年代的老靈魂，他認為六零年代歷史並不是某種抽象時代精神的自然體現。事實上，那個歷史時刻並不是必然會導向一場波瀾壯闊的運動：例如一開始支持戰爭的民意是高漲的；並且在南方，民權工作者隨時面臨被攻擊、甚至殺害的危險。但是有一小撮人，不論是滿懷理想主義的大學生，還是勇敢坐在只准白人坐的餐廳吧台的黑人青年們，他們願意冒險嘗試一個結果未知的行動，去追求更正義、平等的社會，然後改變了世界。

       季特林確實在書中提供了青年行動主義者的一些啟示：譬如認知到，歷史和愛情一樣，結果未必盡如人意；行動者不是因為知道他們的行動一定會成功所以才投入。或者，運動要結合創意，甚至歡樂。並且，不要讓自以為是的正義態度取代了嚴謹的分析。至於要如何成功推動運動，他的結論是：憤怒必須結合好的論證，必須認真思考、不用教條來解決問題，要採取非暴力的方式，要和體制內的人合作，並動員更多外在結盟力量。

這些都是有用的建議。更進一步，季特林闡述了這些原則在當代現實政治和思想脈絡中的實踐。事實上，雖然他在開頭說他不是要提供一種政治宣言，而只是要討論行動主義的精神，但季特林實際上是試圖說服青年行動者採取對美國、對世界的一種特定行動哲學和政治立場。這些立場可說是頗具爭議，甚至是不被較激進的左派學生所喜歡的。

      他主張非暴力行動哲學，批判六零年代激進學運組織「氣象人」[1]採取武裝暴力手段，也認為反全球化鬥爭中那些砸破星巴克的青年安那其，只是滿足了媒體嗜血本質，而對解決問題沒有幫助。[2]

 他批評認同政治和文化研究，認為他們分裂了左派，讓大家無法一致行動。所以過去二十年，文化左派雖然取得了教科書的勝利，但政治上卻拱手讓給美國右派霸權。

他也批評左翼中常見的反美主義。後者認為只要美國做的就是錯的，對古巴和中國等共產獨裁國家充滿盲點，忽視伊斯蘭法西斯主義是一種恐怖主義，且認為這些極權政體或恐怖主義，如果做了任何不好的事，都是美國帝國主義的後果。他指出，這是複製一種保守派的簡化邏輯：後者認為共產主義和恐怖主義是邪惡的，所以不用去思考他們形成的複雜原因；反美左派一樣是把任何美國行動都看成邪惡的，忽視其他可能性。

     他主張一種自由派愛國主義，拒絕讓愛國主義成為保守派的壟斷特權。愛國主義是愛這個土地上的人民，愛他們的理想，不是去服從權威，反而要質疑政府的政策，去批判不正當的戰爭，和這個國家中的嚴重社會不平等。[3]愛國主義不是民族主義，更不該變成軍國主義。

      他主張左翼要介入選舉政治，具體地說，是支持民主黨，所以他激烈批評2000年參選總統的著名社運人士納德(Ralph Nader)。因為在美國的兩黨政治格局中，支持第三黨總統候選人，就是讓保守的共和黨當選。而他相信，共和黨和民主黨的差別仍然很大。

這正是季特林立場的特殊性。他主張愛國主義[4]、激烈批評左翼教條，但卻不像Irving Kristol、David Horowitz等人從少年時的左派立場，後來轉變為右派、新保守主義派大將。從他的出身來看，六零年代新左派學運的誕生，本來就是要挑戰老左派的教條主義，所以我們可以理解他如今的政治立場。另一方面，他自承他所承接的左翼知識與政治傳統，是社會學家米爾斯(C. Wright Mills)，和左翼雜誌《異議》(Dissent)[5]雜誌創辦人侯爾(Irving Howl)的社會民主路線。現在的他，也和異議雜誌屬於同一光譜。

3.

在911和伊拉克戰爭發生後，美國左翼陣營出現了多年來最重大的分裂，而季特林和異議雜誌就是其中旗幟鮮明的一方。幾個原來的左派或自由派學者、評論者，如Michael Walzer、Paul Berman、Michael Ignatieff、Christopher Hitchens 以不同理由，支持以武力推翻海珊獨裁政權的原則——但這不代表他們支持布希的作法。季特林也批評左派中對於蓋達組織、對於伊斯蘭基本教義派的恐怖主義作法的忽視。

因此，許多人指責這些人向右轉，甚至認為美國的自由主義批判傳統在這個時代消失了。最著名的文章之一是紐約大學教授Tony Judt在倫敦書評雜誌所撰寫的文章[6]。為此，季特林和耶魯大學知名法學教授Bruce Ackerman起草了一篇宣言[7]回應，重申他們作為自由派的政治觀點，並有多位左派、自由派學者簽署。在宣言中，他們強調國際武力介入或者所謂人道主義戰爭有時候是必要，例如九零年代後期美國對波士尼亞或科索沃的介入（這個立場是很多更左派的人所反對的）。他們也強調美國必須保衛自己對抗伊斯蘭基本教義派的攻擊。但是，這場伊拉克戰爭，布希的作法是不正當且不必要的；同時，他們也反對以安全之名，進行虐囚和各種對公民自由的限縮（這些是所有美國左派都同意的）。

4.

對許多激進青年來說，這本給年輕行動者的信，的確突顯了作者是一個保守的學院老人。季特林或許保守，且部分看法有可議之處（如對認同政治的批評或對革命左派有激烈批評），但他對左翼基本教條的反省卻值得我們思考。例如，季特林的上一代左派對蘇聯曾經有美好幻想，直到被史達林打破；他同代的新左派青年，對於中國和古巴共產主義實踐也曾有著浪漫想像——直到現在，這個盲點還是沒有完全消除。當然，美國的帝國主義姿態至今強大；問題是，追求全球正義的腳步只有擁美和反美的抉擇嗎？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是，如何可以冷靜地分析古巴、委內瑞拉乃至中國不同於新自由主義的發展策略，探索哪些是值得肯定借鏡，哪些是錯誤腳步；並且對於他們的民主及人權問題的關注，不是跟著美國的政治議程起舞？又或者，季特林強調的自由派愛國主義如何可能在台灣實踐，而不成為狹隘族群主義或廉價政治動員工具？又或者，如他所一再提出的，如何在多元的差異政治中，找到共同結盟的基礎？

季特林這本書在最後似乎消解了他自己在一開始提出的行動主義精神：起而行動。他其實更強調去思考：面對世界的不義，你要憤怒，但是不要被教條給束縛，不要用一個簡單的框架去理解所有問題。

我們應該堅持的是基本價值如自由、平等、正義等，然後在這些價值的實踐上去提出困難的問題，並拒絕簡單的答案。這是不論年輕或不年輕的行動主義者，面臨的課題。

（這是為新出版的書「給青年行動者的信」所寫的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