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您覺得自己──悲傷嗎？」

　女記者這麼問。

　回答完女記者最後的提問之後，一位市長的助理走過來，伸出手和我握手（現任市長剛落選），他遞過來一個信封，裡面是吉亞布哈斯卡少年文學獎首獎的獎金，一仟五百萬里拉。

　一仟五百萬，也值得了。雖然受夠了這個無聊的夜晚──永無止盡的餐廳晚宴，在座的賓客都是地方上的名望之士，頒獎典禮在新開幕的會議中心舉行（還聞得到嗆鼻的油漆味）。先是即將卸任的市長上台演講，緊接著是剛選上的市長，再來是評審團主席，最後，媒體專訪終於開始，提問的女記者眨著一雙向上翻的白眼。

　沒錯，這一仟五百萬值得我花些時間回答這位女記者的無聊問題，連最後一個問題也不例外（「您到幾歲才不再相信世界上真有耶誕老公公？」「一年四季，您最喜歡那個季節？」「我注意到您剛剛沒有碰甜點，為什麼呢？」），我一律豪爽的火速快答。

　忽然，頒獎典禮出了狀況。一位女士衝撞上台、搶過麥克風，哭訴著，請大家幫忙救救她的兒子，她的兒子馬特歐今年才九歲（她特別強調他是我的忠實讀者），因為出了車禍，醫生判定腦死，目前依靠維生儀器維持最低程度的生命狀態。這個男孩的生與死已經是本市市民熱烈討論的話題：是否該讓這個男孩繼續、無限期地，佔用一部維生儀器，因為該院僅有兩部這樣的人工呼吸器。

　「請幫幫我。」她的口吻堅定，「我兒子現在的狀況好比鬱金香和桂樹籬笆，他還活著，他有權繼續保有這樣的生命，只要他的心臟還能跳動。可是，現在有人想要撤走維生儀器，想要摘取他的器官。請大家想想辦法，我求求你們，有人要殺死我兒子啊！」

　剛卸任的市長立刻出言安撫，承諾絕不會讓任何人拆走她兒子的維生儀器；剛上任的市長則補充，增購兩台維生儀器的採購案下週將趕在新的市議會成立之前表決通過。讓我訝異的是，那名女士聽完後，竟然乖乖的步下台回到座位，安靜的觀賞頒獎典禮繼續進行。

　女記者繼續發問，好像什麼事情都沒發生過似的，她問了最後的一個問題。

　「您覺得自己（停頓）悲傷嗎（一個大問號）。」

　我深深的吸了一口氣，不動聲色，保持了一，二，三，四，五秒鐘，五秒鐘時間剛好足夠顯示這個問題相當複雜，需要思考才能回答。因為，假如，你立刻說了「不是」，或者舉例來說，立刻回答了「是」，很好，沒有人會為難你，訪問繼續。

　可是，如果你花時間思考這樣的一個問題，那麼情況就嚴重了，你必須誠懇的據實回答。我悲傷嗎？我站在台上，眼前有上百個陌生臉孔，靜靜地等待我的答案。我呆呆的說不出話來，不僅是因為沒想到竟然有人會提出這樣的問題，也驚訝自己竟然默不作聲；我站在那裡，楞楞地目睹典禮後半段的發展（尤其是全市只有兩台維生儀器，市政府竟然還浪費一仟五百萬里拉舉辦什麼少年文學獎），我陷入了非常尷尬的局面，受困於自己製造出來的僵局之中。

　女記者定定的望著我，臉上仍是原來那朵僵住的微笑，問著剛才那相同的問題。我啞然無聲，腦裡飛快的轉著。悲傷嗎？我娶了我這一生中最愛的女人為妻，兒子健康又聰明，不需要仰賴維生儀器。我的父親兩個禮拜前過世，走得很快也很平靜，沒有受苦；我和他處得不是很好，所以他的死訊讓我充滿了罪惡感。我從事的是我這輩子一直夢想的行業，成績斐然還獲獎；我和出版商剛簽了約準備出版我的第三部作品，也收到了預付的一半簽約金，雖然在寫完讓我榮獲這項文學獎的《比薩諾‧比薩奇遇記》和《比薩諾‧比薩奇遇記續集》之後，文思已經枯竭，想不出有什麼新的創意可寫。這樣的我，算是個悲傷的男人嗎？

　我想了想，終於想到了。我想到多明妮克‧珊達，大約在我這個年紀的時候，她接受媒體訪問，有人問她認為自己是什麼樣的女人，她回答：「我不是女人，我是少女。」接著，我想起自己九歲那一年，家裡請了一位畫家替我畫肖像，結果畫出來的畫像極度晦暗，因為畫家聲稱在我的身上看見了哀愁──可是有多少小孩會高高興興得乖乖坐在椅子上，擺出同一個姿勢，接連幾個下午動也不動？

　我想起老馬堤，他是我童年時候幻想出來的朋友，藉以逃避永遠沒有人願意跟我一起玩的現實。一幕幕殘缺不全的回憶映象逐一浮現：看似永無止盡的軍校歲月；邁向西洋棋大師的學習競賽歷程中，遭遇失敗時的殘酷打擊；我還想起了我十八歲那一年，一位論及婚嫁的女朋友，她指責我讓她心碎，因為我帶她去看了「史楚錫流浪記」。接著我想起了病褟前彌留的父親、雨中的葬禮、倚在我身上的母親和姊姊、妻子壓倒群芳的美貌，還有就在那天早上，我和兒子一起玩遙控點播新聞時，兒子如銀鈴般的笑聲──我有為他創造歡笑幸福的甜蜜權利。

　當我的眼神和那位兒子陷入重度昏迷的母親交會時，腦袋裡正溜溜的轉著這些回憶片段，那位母親和其他人一樣目不轉睛的盯著我，看著台上跼促不安的我，臉上微微出現笑意，耐心的等著我回過神來，同時也顯露出她的好奇。沒錯，她也好奇的想知道我會說出什麼樣的答案，她的樣子似乎真的對我的答案很感興趣，好像我的答案真的會影響到她那個生命如桂樹籬笆的兒子。

　我不知道沉默持續了多久。我自己是覺得非常久，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實際停頓了多少時間。我只知道，一瞬間，我衝口回答了，答案不經過我的大腦，飛出唇外，如小老鼠般細小急促。

　我聽見自己的聲音說：「我不再悲傷了。」

2、

　下火車時早已過了半夜。此時，地鐵已經停駛，當然，排班的計程車也已經打烊了，雖然有錢的旅客大爺剛剛如潮水般湧出晦暗污穢的特快列車，慢慢結集在火車站外頭，大排長龍。我心不在焉，腦子裡只有那筆與我失之交臂的吉亞布哈斯卡文學獎獎金。

　一時衝動，我竟然將手上的支票轉贈給孩子昏迷不醒的那位母親。出奇不意的高貴的表現，立即引起台下賓客群情激動，儘管這舉動在當時的情況下其實並不太合宜：那位女士並不缺錢，何況這筆錢根本無助於解決她現在的問題。也不盡然？結果，在回羅馬的路上，我滿腦子想的都是這筆錢，想到那張支票曇花一現的躺在我的手掌心，還沒溫熱就已經換了主人，我滿心懊惱，好像這筆錢真的一直屬於我。

　說實在的，這筆錢原本是屬於誰的呢？吉亞布哈斯卡少年文學獎一千五百萬的獎金原本是屬於誰呢？然後不禁想——金錢平常又是屬於誰的呢？假使金錢如此容易流通易手，探究金錢的所有權有意義嗎？這算哪門子的財產？有時候我們只是因為不願意停下腳步，停個五秒鐘，從皮夾裡抽出一張一千里拉的鈔票，所以對眼前的乞丐視而不見，結果我卻無緣無故的隨手捐了一千五百萬里拉給一個陌生女子。如果這是一場騙局呢？萬一市府的行政單位和這個女子同謀呢，是啊，萬一這一切只是他們設下的局，好讓得獎者立刻把獎金吐回來？

　於是，我得到了一個驚人的結論（我不得不承認），這筆錢根本不存在？難道還看不出來這是設計得相當粗糙的騙局嗎？一個無家可歸、失業、血清呈陽性反應而且身無分文的未婚媽媽，好，這樣可以；但是一個兒子陷入昏迷、屬於中產階級的媽媽，並不能保證得獎者會二話不說的把錢捐出來。這說不通。不，不，這女子的悲慘境遇不是捏造的。這又怪了，她的反應，還有台下來賓面對我這突如其來的慈善舉動，他們的反應卻沒有半點驚訝的成分，沒有尷尬、沒有反駁，只有感激的連聲致謝，久久不停的鼓掌叫好，除此之外沒別的了。一個瘋子隨手送走了一千五百萬里拉，這該死的小城好像沒有人覺得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

　回過頭來想，這筆錢我會怎麼用呢？（帶老婆兒子去迪士尼樂園度假；買一艘小帆船，能買到二手的霍比貓十七號最好，不要三角帆的，這樣八月份就能盡情徜徉海面；我最想要的，是在兒子的房間上面加蓋樓中樓夾層，這樣一來，不僅可以把那張佔位子的床挪走，也可以剷除每當我想到理當是兒子房間的空間被我挪為書房之用時，心頭油然而生的罪惡感。）

　一小時的車程就這樣不知不覺的溜走，我走下車，加入等待計程車的長長隊伍，隊伍始終沒有移動的跡象。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那一千五百萬里拉已經不是我的了，我只擁有過短短的三十幾秒，從即將卸任的市長手上接過裝著支票的信封，然後轉給仍然坐在台下第一排位置的那位母親。這短短的三十秒，足以證明這筆錢曾經是我的嗎？至少我能說：我把這筆錢捐出去過？

　突然，一個滿頭捲髮，掛著成串金項鍊的陌生人在我眼前站定，迫使我打斷思緒。

　「搭車嗎？」他低聲的問，嘴裡夾著菸屁股，神情閃躲鬼祟。

　其實四周圍另一種性質的討價還價聲此起彼落，這樣鬼鬼祟祟反而顯得滑稽可笑。我很清楚這些無照的計程車司機心裡的盤算，他們想讓你以為他們冒著進監牢的莫大風險，然後利用這點藉口漫天開價。也只有從事這種行業的人，我覺得能夠跟他們討價還價。

　「金字塔，」我也壓低聲音喃喃的說，裝出跟他一樣有所顧忌的模樣。

　「三萬。」他毫不遲疑的立刻報價，好像不管我說要去哪裡都是這個價錢。

　「我是要去特斯塔其歐金字塔，不是埃及金字塔。」

　那人愣了一下（腦筋一時之間轉不過來），接著，他明白了我話中的含意，好像在衡量是否該朝我鼻子揮一拳；最後他的專業精神戰勝了衝動。

　「兩萬五。」他吹氣似的說出這個價碼，同時還把頭轉向一邊，彷彿他已做了極大的讓步。

　「到那裡的車資通常是一萬五，」我回答，「我很清楚，這是我慣常走的路線。」

　男人臉上出現一抹笑容，然後抬起下巴指指排在我前面的人龍，每個人都引頸企盼姍姍來遲的合法計程車。

　「想想看，你可以省下多少時間……」

　「我不趕時間。」

　說實在的，這話並不假。我並不急著回家，而且也不覺得累。耐心的在涼爽夜晚站上半小時老實說還不討厭，我可以想像成在夜間散步（我覺得煩躁的時候通常會出門散步），恰好利用這段時間想想待會兒該如何向安娜解釋獎金捐贈的愚蠢行為。

　「兩萬。」這是他的底限了，我知道。

　無照計程車司機之間有種不成文的默契，價格不能比照一般的合法計程車。我望著前面的隊伍：大約十五人，也許二十人，困在這裡呆等，低聲的發著牢騷；其他的無照計程車司機則往各個方向逐個發動攻勢，迎接客人嘟囔著太貴的反抗。此外，兩個吉普賽人開始從另一端沿著隊伍一一乞討。求求您好心的先生女士沒家戰爭很可憐買吃的好心的先生女士戰爭真的很可憐。

　「老兄，很抱歉，」我搖搖頭說，「說真格的，我真的不趕時間。」

　我從褲袋裡掏出皮夾，拿了兩千里拉給經過身旁的吉普賽人。謝謝您好心的先生祝您晚安好運連連。無照計程車司機憤怒的狠狠瞪著我，將他對那兩個乞丐的不屑全部轉移到我身上，他知道那兩個乞丐只配獲得什麼樣的待遇，最後不發一語的走開了。

　我剛剛想到哪裡了？錢。就技術上而言，說我擁有過這筆錢，這種說法也沒錯……

　「一萬五就一萬五。」

　另一個陌生人突然出聲。他比先前那一個看起來年紀更大，身材更矮、更肥壯，他臉上掛著看似慘挨了一拳的鼻子，襯衫掩不住突出的啤酒肚，披著灰色外套，外套領口一層剛落下的頭皮屑暗暗閃爍。他咧開嘴微笑。

　「金字塔，一萬五。」他發現我遲疑的神情，再一次強調。

　的確，我在遲疑，不停的審視細數眼前這個人的猥瑣模樣。特別是那雙手臂，外套袖子往上捲了一半，裸露出毛茸茸的手臂。我很清楚，現在說這些好像沒有什麼意義，但是，這卻是一個關係重大的細節，在這細節底下，隱藏著一個我迫切想告訴大家的故事。

　我在前面說過，我和父親的關係一直不好；我也說過，父親剛剛過世，因此我覺得很難過，覺得自己對不起他。我開始用所有可能的理由想他，不斷地在我的記憶中搜尋苦澀的感受，用來減緩他的死對我造成的傷痛。但是，這雙暴露在袖子外頭的多毛手臂直接帶領我回到我和他之間少有的一段和諧記憶，現今回想起來也不會感到困窘的一個記憶片段。

　七○年代，我忘了是哪一場大選的前夕，我們父子倆一起看電視轉播的政見辯論節目；我們之間的衝突起源當然不是因為政治，不過政治剛好提供了完美的引爆點。那天晚上，一場至死難忘的衝突眼看著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了：亞密朗特舉辦記者會發表演說，我那時候認定父親一定會投他一票，再一次印證他骨子裡的法西斯主義。母親在廚房烤蛋糕，姊姊已經移居加拿大，我們兩人獨處一室，我和他，沒有緩衝空間──態勢一觸即發。亞密朗特在電視上大聲疾呼，我不發一語，把先發權讓給父親，靜觀其變伺機反擊。很奇怪的，他一反常態，不僅沒有嘟囔著慣常的開場挑釁（好比「我們不能說他說得不對」之類的），他竟也保持緘默。亞密朗特已經開始回答第四個提問了，他和我都還沒有開口。終於，父親發話了。

　「千萬不能相信那些外套底下穿短袖襯衫的傢伙。」他這麼說。

　亞密朗特皮膚黝黑，胸膛挺直，一副紅十字會總幹事的模樣，如果不是他的手臂從筆挺的深藍外套袖子底下露出來，這麼微小的細節；仔細想想，的確是有那麼一點猥褻。他觀察到了一個我忽略的細節，我想我永遠無法看到這一點，因為我先入為主的認定，亞密朗特就是靠著一身完美的高貴行頭迷惑群眾。而這個論點（該死，是他提出來的，不是我）正中他的要害。我這樣說，好像政治人物個個都該穿著短褲，邊剪腳指甲邊發表政見似的。他的假面具已經被拆穿，他是個可憐的傢伙，一個沒有誠信的可憐傢伙。

　我驚訝萬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呆呆的等著父親繼續說下去，等著他開口罵工會，罵他最喜歡批評的對象──義大利共產黨中央委員；總之，等著他回到正軌，變回我印象中的他。然而，他不再發言，就這樣，生平頭一遭，一場政見辯論最後居然沒有引發我們父子之間一點點的唇槍舌劍。更有甚者，我當頭挨了這記悶拳之後，我還得承認父親不是個法西斯分子，他的的確確是民主基督黨的忠實黨員──雖然我仍然認為不可能有人真正信奉民主基督黨教義。無論如何，事已至此，鐵證如山，人不可能對自己默默全心景仰的人作出這樣的批判。

　那天晚上，我想起來了，那天晚上我沒出門，我待在家裡陪父母親看電視播放的「疑雲重重」，我們邊看電影邊享用熱呼呼的松子蛋糕。此時，電話響了，接聽後卻沒有人回答；父親躺在沙發上睡著了，母親拿了一條蘇格蘭格子呢絨毯蓋在他身上。這一切全都回到我腦海，如此清晰。我還記得，我回房準備上床睡覺，心裡還想不透今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那時候，我和父親的關係是相當緊張的；後來，雖然我們父子倆的關係一直沒有很大的改善，但情況的確稍有轉變，因此，這個晚上的情景才會這般深刻的銘鐫在我的記憶裡。這件事顯示了世事的變幻莫測，另一種人生彷彿隨時可能出現，橫亙在我們現有的人生當中。這件奇蹟留給我的只剩這份記憶，和那個教訓，也許是我心裡保存的唯一教訓：千萬不能相信那些外套底下穿著短袖襯衫的傢伙。也說明了這個細節為什麼如此重要。

　「怎麼樣？」外套底下穿短袖襯衫的傢伙緊緊追問，因為我的眼神一直怔怔地停留在他的臉上，嘴裡卻沒有任何表示。

　他張開雙手，等著我的答案。從他的鼻子判斷，胸厚肚圓的矮壯體格肯定已經有六十幾年的歷史了，不過，歲月導致的肌肉鬆垮和疲憊在這個男子的身上卻毫無跡象。他那張臉找不到任何男人看見妻子、兒子、上司和同事時慣有的禮貌和柔和線條，反而透著一股桀傲不馴的自負；像個那不勒斯男孩，歷過歲月的試煉，卻仍保有在孤兒院時期的那種純真和熱情，身上穿的藍色圍裙，胸前繡著一顆大番茄；他望著身邊的同伴和老師，臉上那神情跟現在盯著我看那個男人一模一樣，一副反正什麼都沒了，一副豁出去的樣子。

　「一萬五，可以嗎？」

　這個男人連無照計程車司機都算不上。我曾說過，無照計程車司機絶對不會把價錢壓得跟合法計程車一樣；如果有人膽敢把價錢壓低到比照合法計程車，那人肯定逃不過圍剿──原因何在，因為他搶了別人的生意。如果這人已經被迫走到這一步，那麼，沒錯，他會刻意壓低聲音出價，小心的不讓別人聽到。

　但是，這個男人出價時，音量頗大，根本不太在乎別人是否聽見，特別是搶在他前面跟我接洽的那個拒絕把價錢降到二萬里拉以下的人。這男人不怕其他人報復。他完全不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