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
二十好幾到三十出頭是我人生一段灰溜溜的歲月，事事一敗塗地。我的婚姻觸了礁，我的作家夢泡了湯，錢的問題把我壓得透不過氣。我的窮不是偶爾的拮据，也不是每隔一陣子便要勒緊腰帶，而是一種不間斷的、磨人的，幾乎讓人窒息的窮，害我心神不寧，陷入無休止的焦慮。
要怪只能怪我自己。我對錢的態度一向拖泥帶水、不清不楚，總是一會兒衝動做了決定；下一秒卻做出完全相反的事，所以最後只能自食其果。自始至終，我唯一的志向就是寫作。早在十六、七歲，我便知道自己想當作家，卻不會天真地以為可以賴寫作維生。當作家跟選擇當醫生或警察不同，它不是一種「職業選擇」，因為與其說是你選擇這一行，不如說是它選擇了你。一旦認了命，承認除寫作外沒有別的工作適合你，你便得準備好要走一段漫漫長路。除非得到上天的特別眷顧（抱這種希望的人是傻瓜），一個人休想單靠寫作養活自己；如果想要有個遮風蔽雨的棲身之處又不致餓死，你就非得找份兼職，才負擔得起各種開支。我明白這道理，也做好了心理準備，無可抱怨。就這一點來說，我是個非常幸運的人。我並不特別嚮往物質享受，也不害怕過窮哈哈的生活。我只想有機會去做我自認注定要做的事情。
大多數作家都過著雙重生活。他們通常有一份收入不賴的正職，然後利用騰得出來的時間（大清早、深夜、週末或假期）從事寫作。例如，威廉茲（William Carlos Williams）和塞利納（Louis-Ferdinand Céline）是醫生、斯蒂文斯（Wallace Stevens）從事保險業、艾略特（T. S. Eliot）先是在銀行上班，後來在出版社工作。在我認識的熟人裡，法國詩人迪潘（Jacques Dupin）是巴黎一家畫廊的副館長；美國詩人布魯克（William Bronk）有四十多年在紐約州北部管他家族的煤礦和木材生意；德利洛（Don DeLillo）、凱瑞（Peter Carey）、魯西迪（Salman Rushdie）和倫納德（Elmore Leonard）都在廣告界待過一段長時間。還有些作家是以教書為業。這大概是最常見的解決辦法，因為幾乎每一家知名大學或野雞學院都有開設「創意寫作」課程，讓許多小說家和詩人可以競相爭奪一個落腳點。誰又能怪他們？他們薪水也許不豐厚，工作卻穩定，又有許多空閒。
問題是我不喜歡過雙重生活。我不是好逸惡勞，只是一想到上班生活需要遵守朝九晚五的時間表，我便涼了一截，完全提不起勁。二十出頭的時候，我覺得自己還年輕，不應該安定下來，不應該浪費時間去賺超過基本需要的錢。那年頭的物價仍然低廉，加上我「一人飽，全家飽」，我估算，只要一年能弄到個大約三千美元，便足夠餬口度日。
我是在研究所待過一年，但那只是因為哥倫比亞大學除了免我學費，還提供一筆兩千美元的獎學金。換言之，我是為了錢而唸書的。儘管條件優渥，我還是很快明白那不是我想要的。我已經受夠學校生活，一想到還要在學校待五到六年，便覺得比死還要難過。我想要寫書，不想老是研究書。起碼，就原則上來說，我覺得當作家的人不應該窩在大學裡，不應該和太多志趣相投的人為伍、不應該過得太舒服。過得太舒服容易讓人自滿自足，而一個作家一旦出現這種心態，就等於是報銷了。
我不打算為自己的抉擇辯護。這抉擇也許不切實際，但我壓根兒就不想講究實際。我嚮往的是體驗各種新事物。我想要走進世界，測試自己，周遊四方，盡情探索。我相信，只要願意睜開眼睛，任何遭遇都會對我有價值，都可以教給我一些我不知道的道理。一個年輕作家向親人朋友告別，投向未知、發現自己——這種方法聽起來很老套，也大概真的很老套。但不管如何，我不相信有其他方法更適合我。我渾身是勁、滿腦想法而腳底發癢。世界是那麼的大，我最不願意的便是謹慎自保。
要描述我那時候的想法不難，但要解釋我為什麼會有這些想法卻不容易。我大學同學中也有寫詩或寫小說的人，但他們對未來都有明智規劃。我們都不是富有人家的孩子，無法指望父母的蔭庇，一旦大學畢業，便要永遠自食其力。我們面對是同樣的處境，也都了解現實如此，但他們和我所選擇的卻是兩條不同的道路。為什麼我的朋友都那麼審慎，我卻那麼莽撞？這是我一直解釋不了的。
我生在中產階級人家，童年過得舒適，不像地球上大多數人類需要忍受短缺匱乏之苦。我從未挨過餓，從未給冷著過，從不用擔心會失去任何既已擁有的東西。安全感對我來說是天經地義的。然而，我家裡雖然不缺錢，錢卻是我家裡無盡爭吵的一個源頭。我父母都經歷過經濟大蕭條，而兩人都沒有完全從匱乏的創傷中恢復過來，但他們面對這種舊創的方法卻截然不同。
我爸節省得要命；我媽花錢如流水。她出手大方；他一毛不拔。貧窮的記憶始終牢牢攫住爸的心靈，雖然他的經濟能力已經大大改善，卻不太肯相信那是事實。至於我媽，則是樂於運用改善後的經濟能力，大肆彌補自己經歷過的匱乏。她享受消費的樂趣，而就像她之前和之後的許多美國人一樣，她把血拼雕琢成一種表現自我的形式，有時甚至提升為一種藝術形式。她進入商店購物的過程儼如施展煉金術，而在櫃台結帳的情景儼如表演魔術──透過這魔術，她把一些說不出的渴求、不具體的需要、不成形的慾望，都轉化成可以具體握在手裡的東西。我媽從不倦於反覆表演這種魔術，而每個月的月結單也因此成了她與丈夫恆常爭吵的開端。我媽認為她的消費我們家負擔得起，我爸爸則不以為然。換言之，他們秉持的是兩種不同生活風格、兩套不同的世界觀和兩套不同道德哲學，它們彼此衝突，最後導致一段婚姻分崩離析。金錢是條斷層線，也成了我父母唯一卻撲天蓋地的爭吵源頭。這悲劇的最可悲之處是，他們兩個都是好人（體貼、正直、工作勤奮），而且除了最要命的金錢之爭外，他們看來相處得很好。我從來搞不懂，金錢這種相對不重要的東西怎麼會引起他們之間那麼大的困擾。但我承認，金錢從來就不只是金錢。它總有些別的含意，代表著更大的事情，而且總是擁有最後決定權。
我還小的時候，被夾在這場意識形態戰爭的中間。我媽喜歡帶我去買衣服，熱情而慷慨地用各種行頭裹滿我全身。每一次，她買給我的衣物都多得超過我的預期或需要，而每一次，她總是可以誘得我承認，她買給我的都是我想要的。看著店員對她畢恭畢敬和被她支來支去的樣子，她的演出不能不讓我目眩神迷，大為傾倒。另一方面，我的快樂又總會夾雜著極大的焦慮，因為我完全清楚爸收到帳單時會是什麼反應。事實上，他的反應總是跟我預期的一模一樣，隨之而來的是無可避免的爭吵，而這些爭吵又無可避免地總是以我爸一個宣布收場：下次我需要些什麼，他會自己帶我去買。所以，有些時候（例如我需要一件冬衣或一雙新鞋子的時候），爸爸在吃過晚餐以後，會開車把我載到高速公路旁、荒郊野外的打折商店購買衣物。我還記得店裡那些白刺刺的螢光燈管，煤渣磚砌的牆壁、無數掛在衣架上平價男士服裝。這些店會便宜得要命，理由不外就是收音機裡的廣告歌詞所說的：「霍爾成衣頂呱呱，價廉物美訣何在？壓低管銷費而已，壓低管銷費而已！」這廣告歌是不怎麼樣，但它就像《忠誠宣誓》和《主禱文》一樣，是我童年的一部分。
事實上，我喜歡跟爸爸去搜尋平價貨的程度，不下於跟媽媽去血拼。我對父母兩方的忠誠度是平均分配的，從不會傾向哪一邊的陣營。一定要選擇的話，我大概會覺得媽媽的購物方法更吸引我，因為這方法更有趣更刺激，然而，爸爸的頑固也自有讓我入迷之處，因為它包含著一種從艱苦經驗學得的實事求是精神，包含著一種對自己信念的堅持。這堅持讓他成為一個不會退卻的人，甚至不在乎世人眼光的人。如果說我媽媽有本領讓這個世界神魂顛倒，我爸爸則有本領抗拒這個世界。我景仰這種特質，也從中得到教益。長遠下來，他這種人生態度對我的潛移默化，比我自己所意識到的還要深。
我小時候曾是個極富進取心的小孩。每逢初雪，我就會拿起鏟子，去按鄰居的門鈴，問他們要不要雇我幫他們的車道和步道鏟雪。到了每年十月的落葉季節，我又會拿起耙子，去按同樣的門鈴，找掃落葉的活兒幹。其他時候，地面上要是沒什麼好清理，我便會找些「零工」打打。或是整理車庫，或是打掃地窖、或是修剪樹籬，總之有什麼需要人做的工作都非我莫屬。夏天，我會在我們家前面的人行道擺攤，賣一瓶十分錢的檸檬水。我又會把廚房裡的空瓶子收集起來，放到我的紅色小汽車裡，拖到便利商店去換退瓶費。小瓶子的退瓶費一個是兩分錢，大瓶子一個五分錢。我賺到的錢主要是用來買棒球卡、運動雜誌和漫畫書。有剩下的話，我會謹慎地把錢存到收銀機造型的撲滿去。所以說，當時的我乃是我父母的翻版，從不質疑他們的世界所賴以運轉的原則。錢是會說話的，如果你肯傾聽和順著它的思路思考，自可學會處世的語言。
記得有一次，我不曉得打哪兒得到一枚五十分硬幣。這種硬幣在當時就像今日一樣罕見，至於那是別人給我的還是我自己賺來，我已全無印象。不管怎樣，我都完全意識到那是一筆大錢。那年頭，你有五十分錢，便可以買到十盒棒球卡，或五本漫畫書，或十根糖果棒（你喜歡的話當然也可以把這些東西各買一些）。我把那半美元硬幣放在褲子後口袋，邁步走向商店，一面走一面琢磨要怎樣花用這筆小財富。然而，半路上，出於我至今想不透的理由，那硬幣不見了。當時我伸手到口袋，想再一次確定硬幣還在，但它卻消失了。為什麼會這樣？是口袋穿了洞嗎？是我最後一次摸硬幣的時候不經意把它擠到了口袋外面嗎？我不知道。那時我才六、七歲年紀，心情的沮喪至今記憶猶新。我一直很小心，但還是把錢給搞丟。我怎麼會容許這樣的事情發生！因為找不到合理解釋，我最後認定這是上帝對我的懲罰。我不知道上帝何以要懲罰我，卻肯定是這位全能獨一的真神把手伸進我的口袋、抄走硬幣。
隨著一天天長大，我漸漸背離了父母。我不是變得比較不愛他們，只是他們所代表的世界再不能讓我安之若素。我當時大概才十一、二歲，但已經是個「內部移民」，一個住在自己家裡的流亡者。這種改變，很大部分當然可歸因於我已經進入青春期，開始會獨立思考，但又不全是如此。還有其他力量作用在我身上，它們各推我一把，合力把我推向了日後會踏上的道路。我父母日漸瓦解的婚姻，住在郊區小鎮的煩悶無聊，還有一九五Ｏ年晚期美國讓人窒息的文化氣候，全都讓我突然不再信任物質主義，對金錢高於一切的價值觀起了懷疑。我父母看重金錢，但金錢又把他們推到何種田地？他們為賺錢而拚命工作，對金錢投注了大量信仰，然而，金錢每為他們解決一個難題，便會製造出另一個難題。美國資本主義創造了人類歷史最繁榮富庶的一個時代，生產出無以數計的汽車、冷凍蔬菜和魔術洗髮精，可當總統的人卻是艾森豪，而整個國家則變成了一則巨大的商業廣告，人人都死命製造更多、購買更多和消費更多。每個人都繞著金錢樹不斷飛舞，要是你跟不上別人的狂熱步伐，便只能掉下來，死在地上。
用不了多久，我便發現自己不是唯一有這種感想的人。十歲的時候，我在一家糖果店裡偶然看到一本《瘋癲》雜誌（Mad），翻閱它的時候，我又驚又喜，樂不可支。它讓我知道，有些人已經先我一步推開那扇鎖起的門。當時，美國南方對黑人動用了滅火水槍，俄國人發射了第一枚人造衛星，而我開始留意起社會上的事情。那本雜誌讓我知道，你不是非得把政府宣傳的教義照單全收。你可以反抗它們、取笑他們、跟他們唱對台戲。美國生活方式健康有益之說，不過是一種贗品，不過是一種發育不良的宣傳噱頭。你只要開始研究各種事實，它的各種自相矛盾和誇大不實便會露出水面，讓你開始能以一雙全新的眼睛看世界。我們常常被教導，美國的立國宗旨是「讓人人得到自由和正義」，但事實上，自由和正義經常是不相容的。金錢遊戲跟「公平」兩個字完全沾不上邊，它的引擎是「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原則。就像是要證明自己有多不人性似的，經濟市場使用的各種比喻都是來自動物世界：狗咬狗、牛市和熊市、適者生存。金錢把這世界分成兩半：一邊是贏家，一邊是輸家。這對贏家來說是個絕佳的安排，但那些玩輸的人又要怎麼辦呢？從我所能收集到的證據判斷，我猜測這些人的下場是被推到一邊和無人聞問。這當然是可悲的，但如果你的世界竟原始得把達爾文奉為主要哲學家；把伊索奉為主要詩人，那你又能指望些什麼別的？只要看看那頭華爾街之獅崔弗斯（Dreyfus）的行徑，你就知道美國社會乃是一座叢林。你只能吃人或被吃。這就是叢林法則，朋友，如果你沒有吃人的胃口，那就趁早離開吧。
我還沒有走進這叢林便已走了出來。到十三、四歲，我便已得出結論，斷定我不想跟商業世界發生任何牽扯。那大概是我態度最激越、最無法忍受不公不義和最困惑的人生階段。我燃燒著理想主義的氣味，而我對完美的嚴厲追求也讓我變成是個小小的清教徒。我對每一種炫耀財富的姿態都反感，對父母買回家裡的每一件名貴東西都嗤之以鼻。我已經體認到，世界充滿不公平。而因為這個道理是我自己所領悟，它對我的衝擊力量更是大得像頓悟。隨著年月過去，我愈來愈不能忍受自己生來好命、許多人卻過得不幸的反差。我憑什麼可以享受源源不絕的舒適和豐盛？不過就是我爸爸供養得起我罷了。不管他多痛恨我媽媽亂花錢，但她能亂花錢，正代表我家有錢可以亂花。每次坐進父母的車子，我都會惴惴不安：它太新太閃亮太昂貴了，在在是要招引別人豔羨我們家有多富裕。但我認同的是流離失所和一無所有的社會低下階層，坐這樣的車子讓我有愧——不只對自己有愧，也是為那個容許有這種奢侈品存在的世界有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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