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所知的學問中，經濟學是受最多謬論困擾的一門。」亨利．赫茲利特在1946年出版的經典作品《一課經濟學》中，劈頭第一句話就這麼說。令人震驚的是，至今這句話依舊成立！

　話雖如此， 但如赫茲利特般的大部分經濟學家在熱烈倡導自由市場時是否想過，人們為何總是寧可擁抱謬誤、拒絕真理？這一切或許不是人們懶散不學好，而是因為部分經濟學家的態度太差！例如赫茲利特在書中經常忽略人們對市場運作方式可能懷有合理道德疑慮，宣稱質疑自由市場者若非出於特殊利益考量，就是頭腦根本有問題。如此斷然態度，往往導致稍有疑慮者乾脆完全漠視經濟學家的觀點。即使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對經濟問題可能也充滿誤解與偏見；政客、媒體記者「經濟盲」現象之普遍，更是令人咋舌！

　《髒錢》作者約瑟．希斯身為哲學與公共政策學者， 懇切地以非經濟學家的超然背景，幫助廣大讀者釐清迷思，別再當個「經濟盲」任人擺佈。希斯認為，其實大多數人都願意接受自由資本體制可能是最好的選擇，但社會中諸多不公不義景象，在在令人質疑現行體制是否真的值得全心信賴。就以台灣來說，受過高等教育的有為青年，居然只能領到幾近羞辱的超低薪水，不奇怪嗎？破產的傢伙卻過得比多數人更愜意，不誇張嗎？因為以上情境而對現行體制產生懷疑，真的有很過份嘛？質疑現行體制者，顯然不全然是頭腦有問題或別有所圖，部分經濟學家的態度其實可以不用那麼差！

　在《髒錢》中，希斯引用日常生活實例， 以獨特觀點駁斥右派與左派12個常見經濟謬論，例如右派人士（如大部分經濟學家）如何錯誤地認為資本主義代表事物的自然狀態、減稅必然是好事；也向左派人士喊話，說明政府為何不能隨意干預物價、追求盈利為何不等於罪大惡極，以及為什麼總有一堆爛工作（儘管大家努力改善薪資，甚至訂定最低工資）。

　《髒錢》具創新觀點，文字生動幽默精準，是糾正常見經濟謬論的最佳學經濟指南，即使是不曾接觸經濟學的讀者也能輕鬆閱讀本書。希斯勇於面對不避忌諱，有條不紊地剖析複雜的論點，真正拉近廣大讀者與經濟學之間的距離，讓大家更深刻了解，「拼經濟」到底應該怎麼拼！

【書摘】

　一個未滿二十歲的黑人或西班牙裔女孩，膝上晃著一個嬰孩，用一些奇怪的貧民區俚語表達自己當上媽媽的自豪感覺。如果你想削弱美國人對福利措施的支持，很難找到比這更有效的影像了。前柯林頓總統幕僚威廉．蓋斯頓（William Galston）曾指出，美國經濟表面上或許有點像賭場，但如果想過好日子，其實有一些簡單的規則可依循。尤其重要的有三點：唸完高中、結婚後才生孩子，以及二十歲前不要生孩子。遵守這三條規則的家庭，只有8%成為貧窮戶，而未能遵守者則有79%變成窮人。而且，即使撇除所得因素，美國十幾歲女孩所生的孩子長大後日子多數過得很糟，以任何一項社會或經濟標準衡量莫不如此。這些小孩高中畢業的比率較低，更可能遭人收養，最後坐牢的機率也較高。不管怎麼說，十八歲前生孩子絕對是不負責任的行為。

　少女懷孕問題之所以引發激辯，是因為許多保守派人士認為這種不負責任的行為是道德風險的結果。根據此派觀點，少女選擇懷孕，原因在於公眾資助她們這麼做。（借用上節中史密茲的例子，這就像旁觀者為了有嬰兒可以丟進水池而生孩子。）美國最類似「福利」制度的「貧窮家庭臨時補助」（TANF）基本上僅救濟那些有孩子的家庭，更加強了上述觀感。而TANF的前身為「需撫養兒童家庭之援助計劃」（AFDC），在柯林頓執政前幾乎僅救濟單親家庭。據經濟學家莫菲特（Robert Moffitt）的研究，這樣的制度「讓人有顯著的誘因延後結婚，提高了離婚率，阻卻人們再婚，並鼓勵非婚生子。」事實上，調查發現，AFDC的受助者數目，包括新增與退出計劃的人數，幾乎跟就業市場的波動毫無關聯，但跟美國家庭結構之變動則息息相關。

　左派人士回應這種擔憂時，通常乾脆否認道德風險是相關因素（往往是建基於一種溫情脈脈的資產階級想法：孩子那麼寶貴，肯定不會有人因為金錢因素而生孩子）。他們認為，少女懷孕必定不是自願的，是因為她們的弱勢背景造成的。既然是非自願的（理智正常的人怎麼可能選擇在唸高中時懷孕？），也就不可能有任何道德風險問題。因此，改變誘因無法改變相關行為，保守派建議的解決方法不但不公平（因為它迫使少女為自己無法控制的事負責），甚至也很可能無濟於事。

　這種「要怪就怪她們環境不好」的論調，幾乎已成了左派的反射性回應。老實說，現在所謂的「進步」教育似乎就是學習如何將個人不幸歸咎於社會問題——將任何自毀、不負責任、攻擊性或單純的反社會行為，歸咎於於貧窮、性別歧視、種族歧視，或某種現實與公義理想之落差。這種說法並非毫無根據，但問題是它必須否認其目標受助者有理智行事的能力，才能達致其想要的道德結論（「我們必須幫助這些人」）。此論將道德高地拱手讓予保守陣營，因為他們可以藉此宣稱自由主義者拒絕要求人們為自己的行為負責，由此將人「非人化」。

　左派人士其實可以選擇優勝得多的說法。其中一個常遭忽略的觀點是，承認人們會做出選擇，亦承認這種選擇可能受道德風險影響，但堅持相關代價必須跟風險分擔制度的效益放在一起衡量。就福利制度而言，這種效益並非無足輕重。我們必須記住的是，在我們的社會中，女性所面對最嚴重經濟風險是離婚，若男方拋棄需撫養的小孩，情況就更糟糕。為控制這種風險，每一個社會都祭出極大的道德力量（從榮譽規範〔honor codes〕到奉子成婚），但從未曾能徹底消除此風險。因此，這仍是女性的大患。而且，這問題正是風險分擔制度能有效處理的（也就說，讓那些婚姻美滿的幸運兒去補貼那些不幸遭遺棄的婦女）。遺憾的是，任何這種風險分擔安排皆受嚴重的道德風險問題困擾。

　為什麼會這樣？想一下如果民營保險公司銷售「離婚險」或「成為單親家庭險」會發生什麼事。首先，這種保險有無法克服的逆向選擇問題：仍然相愛的夫妻不會買這種保險，背地裡（或已公開）相互憎恨的則會買。第二，這種保險會衍生道德風險問題。當事人知道後果並不是那麼嚴重後，女性更可能與丈夫離異，男性則更可能遺棄小孩。而且，女性對男性的經濟倚賴減弱後，更可能跟不可靠的男性生小孩。無論如何，這種保險生意是沒辦法做的。（事實正是如此：沒有一家保險公司賣這種保單。）

　有人或許會說，沒辦法，女性就是這一點倒霉，她們一生中最大的財務風險剛好是不能投保的。但難道我們就此聳聳肩，然後讓女性（及其子女）自行承擔這種風險嗎？這麼做的社會成本非常高（特別是小孩撫養問題關係到社會的繁衍）。因此，「社會」並不願意袖手旁觀，任由遭遇婚姻不幸的婦女坐困愁城。而且，我們也不願意任由小孩子承受父母各種行為的後果。不充分、不健全的保險，幾乎總好過什麼保險都沒有。當然，事實上這正是我們提供的——不充分、不健全的保險，人稱「福利」。它提供很低程度的保障（較失業保險低得多），原因正是因為它所衍生的誘因問題。

　美國的福利基本上是一種「撫養困難險」，保障範圍相當明確。加拿大與大部分歐洲國家的福利則比較全面，可視為「生活淪陷險」或「流年不利險」。這種福利自然不能太優渥，否則必定會引發人們各種惡劣的動機。但在此同時，福利措施大大減輕了許多不幸者的痛苦。福利制度也產生道德風險：當人們知道把生活搞砸了後果不算太嚴重時，生活亂七八糟的人很可能會增加。問題是，影響有多大呢？

　就AFDC制度——美國表面上最容易引發惡劣誘因的福利措施——而言，影響並不大。整個1960年代及1970年代初，AFDC福利支出持續上升，期間離婚率、單親家庭、非婚生子的個案也同步增加。但是，儘管AFDC支出於1975年觸頂，美國離婚率、單親家庭、非婚生子的升勢持續不墜。而且，不管是否接受AFDC資助，整體而言女性生育率降低了。在更細緻的層面上，AFDC資助與家庭結構的各種特徵的確有某些關聯，似乎印證了常理推測的誘因效應。但是，莫菲特全面檢視相關經濟研究後的結論是：「相關文獻最顯著的特徵是未發現強烈的福利效應」——影響肯定不足以反映在人口統計數據上。此結論相當合理，因為婚姻與家庭涉及的行為誘因極為複雜。道德風險很可能是一個因素，漠視此問題非常不智，但重點是，承認此問題不代表我們得完全放棄相關制度。關鍵在於，相對於風險分擔制度的整體效益，道德風險的代價到底有多嚴重。想擁有私人財產就必須承受一些盜竊風險，同樣道理，想有保險就得承受一些道德風險。

　由此我們終於講到右派「個人責任運動」之謬誤。保守陣營指責政府的社會救濟措施削弱了人們自力更生的精神，但這只是以說教的方式描述保險制度的共通問題：理賠（「救濟」）往往衍生道德風險（「不負責任的行為」）。保守派人士未能認清的事實是：這種道德風險是任何一種保險制度都有的問題，跟保險由政府或民間提供毫無關係。而且，他們也忽略了逆向選擇的問題。私營保險市場很容易因資訊不對稱問題而失敗，因此，那種道德風險與逆向選擇問題較嚴重的保險往往只能由「最後承保人」——政府——提供。因此，以道德風險問題責怪政府實在沒道理：政府之所以提供相關保險，通常正是因為存在這種道德風險。

　當他們批評「社會安全網」的各方面時，保守派人士長期犯了不當比擬之謬：拿政府提供保險跟完全沒有保險這兩種情況下的道德風險效應相比較。結論當然是前者比較糟糕。但這是明顯的「只計成本、不計效益」之謬。沒有保險當然就不必承受相關道德風險的代價，但卻必須承受沒有保險的代價。個體自行承擔風險的道德風險成本當然較低，但這也同時犧牲了風險分擔制度的效益。因此，若要讓風險自負制度顯得好看，唯一的辦法是「隱惡揚善」：只強調低成本的優點，完全不提所犧牲的效益。

　遺憾的是，公開辯論時，人們慣常地將無保險稱為保險制度之「民營化」而非「廢除」。果真民營化的話，大家講的還是同一種保險，差別只在於由政府或是由民營市場提供。例如，美國社會保險制度若民營化，民眾應該是在民間市場為自己購買終身年金，而不是自行將錢投資在共同基金上。當我們正確理解民營化時，比較之下會發現，政府提供的保險往往有不錯的效益。

　想一下醫療的例子。美國批評「公費」醫療制度的人往往認為，政府提供醫療服務邏輯上必然會導致民眾過度使用，最終必須實施限量配給。他們宣稱：「如果你覺得醫療服務現在很貴，等到它變免費時，你就知道真正有多貴。」政府如果免費提供起司，民眾會開始過量食用起司。那為什麼還會有人希望政府提供免費醫療呢？

　但這推論顯然有兩個謬誤。首先，單一支付者模式的公費醫療實際上是公費醫療保險，而非真的是公費醫療服務。例如，加拿大的醫療服務即幾乎完全是私人供應商提供的。（這一點我可以向你保證，因為我太太是外科醫生，她是以自己成立公司的形式執業的。很高興告訴大家，她的公司還蠻賺錢的。）政府「免費」為全體國民提供醫療保險，顯然不會有民眾過度消費保險的問題，因為這種保險僅提供一體適用的標準保障。第二，除了非常特殊的情況外，美國民眾也並不是自己掏腰包支付醫療費用的。他們也參加各種風險分擔制度，例如私人的醫療保險、醫療服務集團（HMOs）提供的計劃，以至政府提供的Medicare健保與Medicaid醫療補助計劃。因此，在醫療業的前線，加拿大與美國民眾面對的誘因是完全相同的，實際消費醫療服務時是完全「免費」的。

　因此，保守派對公費醫療的批評其實並不是針對公營體制，而是針對醫療保險的全面批評，無論公營還是私營。這從保守派人士就醫療保險制度的道德風險問題所提的建議方案——醫療儲蓄帳戶——可見一番。這種建議通常建基於以下假設：政府介入醫療事業，原因在於不是所有人都負擔得起醫療服務。（這假設本身就是錯的，因為公費醫療保險的理據不在於實踐分配正義，而是因為市場失靈。只是社會保險制度的保費並非完全按精算結論定價，這部分的確有分配正義的考量。）因此，建議的方案是為每一位民眾提供每年一度的撥款，存在醫療專用儲蓄帳戶中，民眾視需要將錢用在醫療服務上，或繼續存下去。建議者認為，因為民眾將開始以自己帳戶中的錢支付醫療費用，他們將不再有濫用醫療服務的動機。

　此類建議的問題在於效率極差。醫療支出一般遵循所謂的80/20定律：20%的人用掉約80%的醫療資源。因此，美國每年醫療支出2兆美元，或人均6,700美元，這數字可能有點誤導。更接近現實的描述是：平均每五人中，有一人花了26,800美元的醫療費，另外四人每人僅花1,675美元。所以，如果政府為每人的醫療儲蓄帳戶每年注入6,700美元，會有什麼結果？你該自己存多少錢？嗯，這大概得看你是否會患上糖尿病吧。當然，你不知道自己是否會患上糖尿病，即如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自己未來的醫療需求。而且，因為民眾的醫療支出差別很大，政府如果劃一撥款，大部分民眾肯定會拿到超乎需求的錢，而真正需要的人，則幾乎一定不夠錢用。

　但只要取一個具代表性的人口樣本，醫療支出總額基本上是可以準確預估的（各種疾病的發病率就更不必說了）。因此，將民眾的醫療儲蓄集合起來，統籌支用，顯然能產生很大的效益。也正因為如此，醫療儲蓄帳戶的主流建議其實跟醫療保險制度相當接近。保守派人士認識到，藉保險制度管理大部分醫療支出是唯一的理智方式，因此他們的建議往往是相對小額的醫療儲蓄撥款（例如每人每年2,000美元），加上針對重大醫療項目的保險。這種建議若落實，醫療儲蓄帳戶會變成是強力阻卻民眾濫用醫療資源的制度——父母不會因為小孩流鼻水就帶他到急診室看診。承擔大部分醫療支出，如支付重大手術的費用，靠的是醫療保險那一部分。但要達成相同的政策目標，公費醫療制度只要收取小額的看診費（如瑞典的例子）就可以了。而私營醫療險理賠時扣減一個頗大的金額，也能有相同的效果。

　講了這麼多，我們可以對個人責任問題作何結論？個人自由、責任以及自力更生這些老式的理想，以及我們現在面對的「風險社會」（risk society，歐洲知識份子愛用的名詞），兩者之間的確存在某種基本的潛在衝突，保守派人士擔心這問題並沒有錯。但他們不應將個人責任消減的現象歸咎於政府，因為問題在於保險制度之普及。如埃瓦爾（François Ewald，可能是有關福利國家體制最富創見的法國思想家）所言，個人責任之舊式理想於十九世紀決定性地崩垮，原因在於精算技術的進步以及民間保險業的興起。二十世紀的政府建構社會安全網時，不過是借用民間部門已開發出來的技術而已。在此之前，「個人責任」早已消亡。

　不管你認為這種演變好還是不好，我們得記住的是，隨著保險制度全面普及，資本主義體制成了相對穩定的經濟制度。保險的功能遠不止於讓計程車可以在香港的街上跑，我們的金融與商業體系的每一個環節，以及我們進行的每一宗交易，在某層面上都涉及保險。它真的是經濟的全能潤滑劑。遺憾的是，若想維持保險運作，我們就無法百分百要求個人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對此必須適度妥協。但還能怎麼辦呢？誰叫我們活在現代社會。

開卷選書小組‧嚴選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