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年偶而跟西雅圖的朋友聊天，他們時不時都還會提到楊德昌。原來他在西雅圖生活過七、八年，結過婚，又離了婚。那時他還沒學電影，在當工程師，滿腦子想的卻是藝術，躊躇著是學建築好呢還是學電影？

    前兩年偶識楊德昌的母親（她仍住西雅圖），談到兒子，她疼愛地說：他就是愛作夢。

    這就不得不讓我回想起八零年代的台北了。一時之間，好像所有愛作夢的人都蜂擁集結到這個狹小溫溼的盆地都市裡。或者是那時的台北吧，由於歷史命運的使然，剛巧就在那個節骨眼上，開始不自覺地洶湧著一股夢想的暗流。這股暗潮把人──特別是年青人、以及出國又回國後的年青人──一個個變成野心勃勃的夢想家。即使不搞藝術、電影，也免不了活在蠢蠢欲動的浪漫中；幻想著偉大的未來，至於電影人麼，就更不用說了。

    那時候常常碰到楊德昌，試片間，咖啡館，或者誰誰誰的聚會上。有時一天之內碰個好幾回。我記得他開一部青灰的Honda，中午到東區的一間咖啡館，下午到西門町的試片間，晚上又在某個pub碰到。可能那時台北可去的地方也不多吧，調子對的就那麼幾處。有次是袁瓊瓊在一個叫「小蜜蜂」的咖啡館兼小酒館裡開派對，好像是她小說得獎甚麼的。那間咖啡屋地方不大，燈光暗暗的，也就益發顯得人多起來。或許真的來了不少人。一個穿黑衫的年青人自我介紹是戰地記者，剛從（忘了是哪個第三世界國家的）戰場上採訪歸來。新銳導演楊德昌也在，好像還有當時在做人間主編的金恆惟。大家隨便湊一桌（或站一處），瞎聊和。不管生張熟魏認不認識，似乎都聊得挺熱乎。反倒是主人袁瓊瓊置身事外，不大搭理人，只隨便打聲招呼，便自己跑去自顧自，喝酒啊，來回穿梭，簡直像是不認識我們似的。想來，她可能也正沈浸在某一場夢中。我拎了一個前男友送的手袋，是個鍍金小提包，黑絨布與金鎖相間，鑲著細亮假鑽。楊德昌對那個手袋頗感興趣。看得出來，他對商品美學所挾帶的文化意涵極其敏銳。在他的電影裡，許多單一的事物都有它的文化屬性與背後的特殊意義。

後來，他所有的這些虛晃和閒逛，對居住城市的洞見與體會，全都進到作品裡面去了。早些年，看得出來他還在摸索掙扎，試圖建構一個隱隱可見、隨時擦肩而過卻又不復追憶大江東去般的──簡約稱之為台北的後現代世界。其中，摻入了個人的情感和想像，歷史觀點與美學的革新。他喜歡把把許多層次複雜、相銜接或不銜接、甚至相互對立的事物；從一個表象平凡的生活中引溯出來。把歷史、當下與未來交疊一處；將情感、欲望、矛盾甚或暴力一股腦放到美學的平台上。終於在「一一」裡，他達到了這個理想，手筆輕鬆，優美，遊刃有餘。

他母親說他年輕時一直想學電影，但父親不肯。楊德昌念完學位以後，把繫著絲帶的文憑鄭重交給母親。那表示說：這個學位我給你們拿到了，至於我以後幹甚麼，你們就不用管了。

對一個藝術創作的人而言，沒有創作，生活便不具意義。或許，「作夢」可說是創作的同義詞吧。畢竟，那是一個不僅容許並且激盪夢想的年代。那時候，我們都作著夢，一個夢碎，正是另個夢的開場。

7/7/07 人間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