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大部分為東部之花蓮、台東（阿美族居多）北上之都市原住民移民在十年來已經形成了「部落共同體」，他們在都市邊緣掙扎求生存。台北縣政府之拆除工作，雖然以「水利法」為依據，用保護河川地之公共利益為名，完成了拆除工作，但是，卻將台灣都市原住民的生存與居住問題直接攤上了檯面。

──〈幽靈社區 三鶯橋下野草花〉夏鑄九

(2005/5東菱電子自救會全體合影)江一豪攝

以強調、鞏固土地「交換價值」為前提的都市更新，勢必壓縮土地所同時具備的「使用價值」，以及無力購買土地這項商品的基層人民權利。於是，如何集結基層人民並對抗土地商品化這套邏輯、規則，使都市更新的內涵添加些許的公平正義，應該是去(2008)年2月自三鶯部落而起的都市原住民抗爭行動，應該被看見的積極意義。

在前往三鶯部落之前，我會更願意先談東菱電子廠的抗爭。畢竟，2005年的東菱電子廠，為我開啟了對土地的另一種想像。

那年走進關廠已屆9年的東菱電子廠，迎接我的是七彩噴漆、塗鴨的牆面：「詹婊子！還錢！」、「頭家嘜落跑！」原來應該端坐在櫃檯前接待客戶的小妹，早已不見蹤影，散置在大廳的各式生活用品、盆栽，映襯著牆上那記錄著自救會幾年來的抗爭大字報。自救會會員林郎為我打開總經理室的門，赫見一床蚊帳與書桌、文具，原來這是一個員工的家呢；過去給男女工人使用的盥洗室，也早已變成會員共用的浴室與洗衣間；幾輛停放在廠房空地上的外車，每個月提供為數不多的停車費，供給自救會持續抗爭的血液……

整座東菱電子的辦公大樓，儼然是一個大型裝置藝術，擺設其中的是以真實人生拼貼塗抹的勞動圖象。

從1990年代在台灣各地開始掀起的關廠風潮，除了肇因於經濟結構調整，其中更包含資本家為了規避退休金、打壓工會等諸多考量而出現。在這波風潮最熾之時，台灣每年有逾一萬家事業單位關廠歇業，因關廠而喪失工作的勞工，每年平均十五萬人。(註1)在一系列關廠歇業案例中，更常有被雇主惡性積欠退休金、資遣費而爆發的關廠抗爭。東菱電子廠便是其中一例。

1996年2月，東菱電子廠無預警關廠，近400名員工僅僅領到一紙關廠歇業證明書，超過2000萬的退休金、資遣費在老闆落跑後頓成泡影。一如其他上街抗爭的失業勞工，東菱電子自救會展開了2年多近乎徒勞無功的抗爭。如果東菱自救會因此而解散而放棄，那麼她的故事便無從掀開有別於其他關廠抗爭的新頁。

1999年，自救會成員紛紛離開組織，僅僅留下最頑強的20餘名會員，在抗爭領導者林子文的帶動下，陸續回到當初他們販賣勞動力的工廠，並透過集體的規劃，展開長達6年的「非法佔用」時光，讓當初供資本家獲取剩餘價值的空間，轉換成為失業工人的抗爭與家居場域。

東菱電子關廠抗爭最值得被觀看的篇章，便是這長達6年的實踐。

在林子文的理解中，雖然東菱抗爭最後在新買主標下廠房土地，並以金錢補償自救會後而收場，終究未能以「永久佔用」的實踐，根本顛覆資本主義私有制，但在這場對抗資本邏輯的挑戰中，誰也不能否認在這6年中「東菱是我們的」這個事實。

東菱電子「違法佔廠」抗爭的事例，除了開啟關廠工人抗爭的其他可能，同時也啟發我對反對土地商品化運動的另一種思考面向──「違法」不僅具有突顯問題、矛盾的效果，更是基層人民反抗運動中，最有力的路徑。

雖然這場因勞資爭議所「衍生」的佔廠行動，並沒有完全扭轉自救會會員的想像──以廠房作為換取金錢補償的標的，且終究得以拿錢走人為抗爭畫上句點。但東菱電子自救會了不起的是，在長達9年，尤其末6年違法進駐廠房的抗爭中，這群工人確實透過其置換空間使用價值的實踐，滋養出超乎金錢之外的情感與想像。正是這段已然突破私有制的歷程，鍛煉出自救會在最後一場抗爭中，仍具有跟公權力正面對決的能量與勇氣。

很顯然，土地在台灣作為一個商品，在公權力長期推動法令鬆綁、政策扶持，確保其價格居高不下，早已讓她淪為資本持續積累的工具。少數人／財團成功地透過擁有多數的住宅、土地，掠奪城市發展過程中的暴利，而過去失敗(現在則全面棄守)的國民住宅政策，更映襯出政府罔顧基層人民居住權利的事實。

然而必須要問的是，在30年來台灣資本計畫性從土地商品套利的過程裡，其間除了有20年前的無殼蝸牛運動、10餘年前的(14、15號公園)康樂里事件，以及近幾年的寶藏巖事件外，台灣社會何以對土地商品化所導致的不公不義，長期處於麻木、噤聲的狀態？

被短期急性的都市開發黑手驅趕，或是被長期慢性高房價而流浪在都市邊緣的土地奴隸們，為什麼受盡苦楚而不發出怒吼？導致這種奇異現象的成因固然很多，但反過來問，倘若普遍卻零散存在的受害者，無法被召喚且被組織起來，這些長期受制於土地商品化的無住屋者(或屋奴)，又有何被集體看見甚至起身抵抗的機會呢？

東菱的抗爭經驗為我清楚揭示：即使法有明訂，基層工人的權利仍可輕易地被漠視，而既然徒法不足以自行，唯有掙脫法律的束縛，甚至直接違法，才有機會確保自己的權利。同樣的，在土地商品化的遊戲裡，如果沒有類似無殼蝸牛、康樂里、寶藏巖等事件──受害人嘗試集結、抗爭的行動發生，那麼這種為土地商品化服務的都市更新──合法剝削基層人民的「經濟發展」，根本很難被曝露、檢討，更遑論挑戰了。

據此，法律定義下的「違建社區」，反而是公平正義得以集結甚至伸張的基地。從這個角度來看，三鶯橋下的都市原住民，早在30年前就已經在那裡掙扎，等著你我的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