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十九日，聯合報的頭條新聞：「莊國榮 政大不續聘」。挑這種新聞當頭條，對於熟悉聯合報的讀者或許並沒有什麼好大驚小怪，但之所以還是得從這則頭條新聞談起，實在是相較於莊國榮，有另一則新聞作為極為諷刺的對比而存在。在莊國榮(這位大學助教)遭政大不續聘的同一天，中國時報高層召開記者會，宣佈將大幅裁員達近半數全體，高達600人即將失業。

聯合報對頭條新聞的揀擇標準固然值得被討論，但至少在當天的第5版，還對中時大幅裁員作了半版的報導。然而當天四大報，除了聯合報跟蘋果日報，中時、自由時報這兩個立場時常相左的媒體，不約而同地選擇讓此事成為「漏網新聞」。

顯然，台灣的主流平面媒體覺得(或者他要讀者覺得)，這600人的失業問題並不重要。那麼什麼事情才重要？「沈富雄中箭落馬」、「考試院委員all pass」、「謝長廷拔劍再戰」、「阿扁即將復出」、「馬英九滿意度大調查……」這些幾乎都被我歸類為「關我屁事」的新聞，如此肆無忌殫地充斥在你我幾乎每天都得閱聽的媒體之間。

作為閱聽人延伸的眼耳，主流媒體決定了多數人可以看見、聽見什麼，也間接地為你我拼湊出這個世界的形象。台灣媒體大量地將資源投入殺聲震天的藍綠爭伐、宮廷政治的秘辛勾鬥，以及蘋果日報式的屍體與裸體雙奇爭艷，不僅將台灣的公民議題限縮在猶如莒光日借屍還魂般的call-in節目裡，催化集體思維朝藍綠政治鬥爭集中，我們眼中的世界也就這麼被框限在充滿唾沫與屍體之間。

大家的精力就這麼被釋放、消耗，而再無能為力去在乎跟自己切身相關的事情。然而我想談的並不是媒體觀察，或是媒體改革，而是作為這個新聞生產線上的一分子，媒體工作者究竟是怎麼看待自己的處境？

在中時決定大幅裁員的前幾天，這個消息就成為許多記者間的耳語而傳佈著(事實上，這種流言從來沒有停止過，最近我已經聽到中時菁英報壽命只有5年的說法)。當裁員成為事實，我聽到他們的反應是：「你有沒有被裁到？」「主管承諾不會裁我們(工商時報)。」「我們(聯合報系)會不會也這樣？」「(轉念一想)不過我們就可以把他們的廣告吃下來，當初中時晚報倒的時候也是這樣。」

如果這是媒體工作者的普遍思維，並不會讓我覺得意外，因為自保與自我安慰是看待(or逃避)問題最便宜的方法。而長期以來媒體工作者(尤其是記者)自覺不自覺地將自己跟勞工這個身分切割開來，結果便是工會組織、參與率的低落。(中國時報僅有4名記者加入工會，自由、蘋果則是連工會都沒有)

於是我看到：一群無力團結互保的媒體工作者，宛如走進新聞工廠的作業員，在組長、科長的層層監控下，調配出一條又一條新聞零食(即便不是全部，但也絕對是大量)，以高熱量卻沒有養分的資訊，餵養台灣社會的閱聽大眾。而閱聽大眾在無力改變這種飲食習慣的情況下，慢慢地長成(主流媒體)工廠老闆們所期待的模樣，成為這個市場(不分廠牌)的死忠消費者，也強化了工廠老闆支配作業員調製新聞零食的權力。(事實上，除了不吃不喝，我們還有選擇嗎？)

上面這幅我所描繪的畫面，或許會讓許多資深、優秀的新聞工作者感到不悅，但透過這幅圖象，我想追問的是：縱使我們身上有著各路絕技、對新聞工作懷著多麼誠摰的熱情，在工作隨時可能不保的情況下，誰能躲過淪為生產新聞垃圾食物作業員的命運？就算這次躲過了，下次我們又能在那裡？作為拼湊、再現台灣社會面貌的一分子，媒體工作者無法迴避自己身在這間新聞工廠的責任，也不可避免地成為台灣社會缺乏勞動意識下的受害者。

距離中時高層正式宣佈將腰斬一半員工(同事之間有你沒有我的失業危機)已經過了整整一個月，中國時報在旗下勞工近乎異常乖順的情況下，依舊每天正常發報。(有這種員工，老闆復何求？)這種看似正常卻著實荒謬異常的情況，本來隨著中時工會在7/17召開會員大會，準備進行罷工跟資方進行抗爭而有著一絲動搖的可能，然而最後卻因5票之差，讓罷工行動胎死腹中。

對我來說，這場罷工投票失敗，不僅僅代表中時員工在接下來跟資方討價還價的本錢盡失，更是作為委身這座媒體工廠的一分子，多數人仍選擇忍受當個安分的作業員，並希冀以此隱忍的姿態爭取自己個人的一線生機。(中時資方延後公布資遣名單，讓原本承諾工會參與罷工的編輯部部分會員，臨時在投票當天打退堂鼓；即便近月來工會努力奔走，記者們仍不動如山，無人加入工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