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是科學研究的根本。從最簡單的計數、丈量、秤重等，到利用儀器將各種物質特性，如溫度、溼度、硬度、透（吸）光度等，「讀」出數字後，就可進行各種比較、計算、統計、作圖等「科學」工作，亦所謂「壓搾數字」（crunching number）是也。甚至心理學家與醫生，也會試著把生物行為及病人情況分級，變成數字表示，以求客觀（主觀判定仍免不了）。因此，有人會想出方法來給學術期刊打分數，也不足為奇。

一份學術期刊的好壞，決定因素很多，客觀主觀都有；除了發行量、印刷品質與收費，以及編輯部成員等因素外，期刊的讀者群、作者群以及刊登論文的品質，才應該是最重要的考量因素，但那也是最難量化的。1960 年代初，美國的嘉菲德（Eugene Garfield）創立了「科學資訊社」（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 ISI），並定期出版《科學文獻引用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 SCI）；自此，學術期刊與學術論文的量化評比，也進入了新的時代。

傳統的論文資料庫，以收集論文本身的資料為主，包括作者、文章標題、期刊卷號頁數年份等，SCI 則不僅於此，它還把每篇文章引用的文獻都納入資料庫，藉以追蹤每篇論文發表後遭受引用的情形，這可是劃時代創舉。

學術論文都少不了文獻引用這一項。按性質及期刊不同，一篇論文引用的文獻少則 10 來篇，多則 40-50 篇；若以平均 30 篇計算，每期刊登 10 篇文章的小型期刊，會有 300 篇文獻，一年下來就是 3600 篇（以月刊計）。SCI 收錄的期刊，從 1964 年的 600 種，一路增加到 2009 年的 6650 種^{1, 2}；就算扣除重複引用的文獻，其數字也相當可觀，在數百萬以上。早年沒有數位檔作直接傳輸，每篇文獻都得以人工輸入，可謂工程浩大，這也是嘉菲德與 ISI 成功之處。

擁有這樣豐富的資料庫，嘉菲德就能進行各式各樣的統計分析與計算；譬如說以發表論文數、論文被引用數，或是兩者的比值，將學術期刊予以排名列表。ISI 更於 1973 年推出《期刊引用報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 JCR），每年出版。其中尤以計算論文引用與發表數量比值的「影響指數」（impact factor, IF），影響最為深遠，也遭到最多的誤解與濫用³。

IF 的計算，是把任一期刊前兩年發表的論文，在當年被 SCI 收錄期刊所引用的次數當成分子，前兩年該期刊發表論文的總數當成分母，一除而得。舉例來說，《自然》（Nature）於 1967-8 兩年共發表 6811 篇文章，這些文章在 1969 年被引用了 15956 次；15956 除以 6811，就得出 1969 年《自然》的 IF 值：2.3¹。

曉得 IF 的計算方式，有助於了解它的意義與侷限。首先，IF 代表的只是某期刊連續兩年內刊登的論文，在第三年遭 SCI 期刊引用的數字比，可說是非常短期的指標。嘉菲德曾計算 7 年及 15 年的期刊 IF 值⁴，發現像《應用生理學期刊》（Journal of Applied Physiology），其單年 IF 值的排名，1983 年是 164 名， 1991 年則落到 376 名；但其 7 年（1989-1995）及 15 年（1981-1995）的 IF 值，則都維持在第 96 名。反之，《病毒學期刊》（Journal of Virology）單年及 7 年的 IF 值排名變化不大（29 與 23），但 15 年的則降至第 67 名。由此可見，常用的單年 IF 值並不能代表所有期刊的長期影響力，一味追逐每年的 IF 值，是沒有太大意義的。

再來，IF 的計算，很容易在分子分母上動手腳。有人可能疑惑，1969 年《自然》的 IF 怎麼才只有 2.3；理由其實很簡單：該年的文章總數約是 2004 年的 8 倍（6811 與 878 之比）。這不是說《自然》的篇幅變小了，而是 ISI 在《自然》期刊編輯的抗議下，把不屬於研究論文的社論、新聞、書評、投書等文章都去除了。這麼一來，分母變小、分子卻沒變（甚至還增加），於是 2004 年《自然》的 IF 值也就高達 32.2 了。類似的期刊 IF 值變化，經常可見。

打從成立起，ISI 就是私人商業機構，以販賣各種資訊產品圖利；1992 年，ISI 由湯姆森路透（Thomson Reuters）集團併購後，更是變本加厲，一切朝錢看。由於嘉菲德是學者出身，不斷利用其資料庫數據，提供新穎的分析，而取得學界信任；但在商言商，嘉菲德對 IF 的批評聲浪，可是極力辯護，絕不承認缺失。多數學術期刊編輯與出版社本著「打不過、就加入」的態度，也玩起提昇 IF 的遊戲；到後來連學校、研究機構與政府單位也都跟進。

2007-8 年，洛克斐勒大學出版社干冒大不韙^{5, 6}，出面質疑湯姆森的 IF 值計算是黑箱作業，無法重複；並呼籲同行將旗下期刊論文的引用資料存入公共資料庫，讓人自由取用，而不再受制於湯姆森的專賣束縛。這可是多年來對 IF 最嚴厲且有力的批評。

洛大出版社的呼籲，一時可能還看不出效果，但國內大學及研究機構卻應該及早從 IF 的數字遊戲脫身，更無需每年送大筆銀子給湯姆森購買 JCR（三~五年買一份即可）。國內學界只要根據本身經驗，參考現有資料，就可以自行給期刊分類，作為大致評比的依據，而無需追逐每年由湯姆森出版的 IF 值。

以獨立思考判斷自詡的學術界，應該有如下體認：一、IF 不是判定期刊品質高下的唯一標準；二、IF 只是期刊的短期表現指標，不代表所有期刊的長期影響力；三、期刊的 IF 值高低，不能為每篇發表於該期刊的文章背書；四、學術論文應優先發表於有口碑的本行期刊，而不是 IF 值高的非本行期刊。

文獻引用索引（citation index）是了不起的發明，從中確實可以看出研究取向，以及論文受矚目的程度，但現行的期刊 IF 值計算，卻有許多缺失與誤導之處，並不科學。學界應有向 IF 說不的道德勇氣，自行建立規範，以杜絕現行以數字取向的弊端。

引用文獻：

1. Garfield, E. (1972). Citation analysis as a tool in journal evaluation: Journals can be ranked by frequency and impact of citations for science policy studies. Science 178, 471-479.
2. Thomson Reuters (2009). Science Citation Index. Retrieved from http://thomsonreuters.com/products_services/scientific/Science_Citation_Index
3. Garfield, E. (2006). The history and meaning of the journal impact factor.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295, 90-93.
4. Garfield, E. (1998). Long-term vs. short-term journal impact: does it matter?  The Scientist, 12, 10-12.
5. Rossner, M., Van Epps, H., & Hill, E. (2007). Show me the data. The Journal of Cell Biology, 179, 1091-1092.
6. Rossner, M., Van Epps, H., & Hill, E. (2008). Irreproducible results: a response to Thomson Scientific. The Journal of Cell Biology, 180, 254-255.

原載 2009 年 6 月號《科學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