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年人日芻言
原載於1999年3月12日《台灣新聞報‧西子灣副刊》,1745字,收入《留下,或者離去》(九歌)
又是人日。又是兔年。
人日年年都有,兔子卻每十二年才當家一次。今年歲屬己卯,上一輪兔年則為丁卯;丁卯兔年對我而言,是人生的一個轉捩點。
那年初秋,我懷抱著一個模模糊糊的「台北夢」,匆遽決定北上,落腳於永和竹林路,在南陽街補習,準備於翌年的大學聯考中捲土重來。每日,我搭車往返於台北縣市,只要時間許可,往往會提早幾站下車,步行回宿處,以節省一段車票錢;記得有一回,我常搭的249路公車在開到縣市交界的自強市場時,沒人拉下車鈴、站牌下也沒人招手,司機卻依然靠了站,車門刷地打開,我正莫名所以,他卻朝我叫:「喂!少年也,落車囉。」我憨憨地搖了搖頭;因為,離我宿處還有一公里路,只是因為常在此地下車,而讓司機誤解了。有人說時間就是金錢,當時的我卻認真以為金錢可以買到時間。
這樣的日子過了一年,隔年秋天我赴輔仁大學報到,住進學校宿舍。開學不久,我就在校外建國路上一家腳踏車店買了輛二手車。當時輔大不若今日擁擠,今日迎面而來的是一棟棟打著算盤計較地利的建築物;那時校園空闊,各色花木扶疏,騎著腳踏車穿梭,悠然,愜意。物質生活還是貧乏,常常不免以睡覺為和現實拉鋸的方式,「偷渡」時間,神不知鬼不覺地儉省一頓飯或什麼需要耗費金錢的活動;精神狀態則處於青春期末程,強說愁的情緒還是會浮現,有點憂鬱也有點,詩意。
大四,未能抽中學校宿舍的籤,只好搬到泰山鄉與幾位有奇趣的朋友同住,同時接收了大哥的摩托車。成了「有車階級」後,我的冶遊範圍並未擴大,因為當時,我作了許多年的「作家夢」,終於從虛無如空氣的狀態開始有了雛形,星光和月色關在窗外,我埋首於書桌,一字一犁、一步一腳印地開墾文字荒漠。
大學畢業後,旋即入伍,先在台南新訓中心一月有餘,後來輾轉又回到北部,服役於淡水;淡水的山光水色、樹木花草、鳥叫蟲鳴,全成了養分,滋潤我的文字田地;文學是我對抗瀰天蓋地而來的庸俗的武器,它如此柔弱卻剛強,不可目睹卻無所不在,楓香初生的芽眼有它、薔薇的蓓蕾有它、海潮的呼喊有它、落日將逝的光輝也有它……
退役後我曾短暫回返彰化家鄉,徘徊在繼續就學或者乾脆就業之間。決定投入就業市場時,我又「回」到了台北;很快地,我找到了工作,逐漸體會作人與做事之間的失衡,也因為種種的如意與不如意,我常在夜半四下悄無聲息時,聽見內在故舊的自我逐漸崩解的轟然巨響,一片片剝落,只為了讓一個新的自我得以妥適地伸肢展臂,如蟬蛻或蛇蛻是蟬或蛇成長必經的過程;然後,我建立起了較符合這座城市的價值觀、行為模式和生活態度。若說還有什麼堅持、不願妥協一如最初,寧願被譏為固步自封也不逢迎時勢的,那一定唯有面對文學的態度了。
這些年來,求職任事,難免被要求交繳一份含有自傳的履歷,我逐漸積累而發展出一份標準的「自傳」寫法,在提到近年發展時,這樣敘述:「一九九八年負笈北上,根扎在農地,枝枝葉葉卻不住地向著都市試探伸展。稍後,則是一株懷抱母土投奔異鄉的植物。一九九五年退役後繼續留在台北工作,自覺到彷彿一顆種子,孤身遠離母體之後,一旦落土,便有自信在那裡穩穩地把根扎下……」如此以「扎根於異鄉」自況,有現實上的不得不然,「異鄉客」畢竟有其落寞愁苦的「宿命」,只好入境隨俗以求心境上的圓滿。
近年來,我大量自故鄉取材以下筆。一方面,故鄉是文學創作的母體;二方面,英國詩人奧登說:「成為詩人的必要條件,最好生長在農村,如不幸生在都市,也必須儘量到山野、海濱去視察自然的生態,學習自然的色彩和韻律。」所以故鄉所給予我的,是雙重的滋養。但是,從丁卯到己卯,來台北畢竟十年有餘了,若說對這裡沒有一點情感上的牽繫,一定是誇張了自己超塵越俗的能力。彰化,是我的家鄉,台北,何嘗不是?這十餘年來,也許父親不知道,當時我隨身帶著北上的,如今全已星散、甚至不復記憶,不曾或忘的,唯有父親說的:「不管你做什麼決定都好,但不管做什麼決定,都要對自己負責。」
這幾個月來,我每周從市區到中和上一次課,重溫學生生活;路程很遠,我先搭公車到火車站,轉搭捷運,咻地光速也似地送我到永和,出了捷運站,再招手叫計程車到目的地;當我安心地坐上計程車,與司機閒閒聊著時,偶爾分神,想起那個常常要惦著荷包盤算、而提早幾站下車的少年,不免有霎時的恍惚,但很快地,嘴角浮起一抹司機從照後鏡並看不出來的微笑。
台北夢,漸入佳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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