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9月30日華山藝文特區。

　　摩爾教授說，「我們不需要被任何運動解放」。

　　記得一九九九年初春，我在報社擔任編輯，小說家在該報副刊發表了散文〈樹猶如此〉，分三天刊畢；文章一見報，同事傳閱，馬上在偌大的辦公室匯聚成話題主流，以文藝副刊而能贏取如此注目的，我以前沒有看過，這幾年來，也未曾再有機會躬逢其盛；〈樹猶如此〉雙線寫小說家定居聖巴巴拉整頓他的花園，及他與至友近四十年生死與共的情誼，兩者互相滲透、指涉，終於融為一體。

　　當年年底，小說家自美返國，在日式料理店裡，兩壺清酒入喉，還不夠，又叫了兩壺。今天興致很好哩，他說。熱酒下肚，稍冰釋了我的拘謹，我大著膽子提及此事，小說家笑吟吟地聽著，點頭，也並不迴避，但就這個主題才說上幾句，我發現他的眼角逐漸滲出淚水。臉上還是一貫爽朗的笑容，仍然健談，但是眼角有淚光閃爍。就在他稍一斂眉低首的瞬間，失落的、遺憾的神色爬上面孔。

　　用的雖是「樹猶如此」的題，講的畢竟是「人何以堪」啊。

　　後來，〈樹猶如此〉收入小說家的散文集，並以之為書名，新書發表會在窺秘的氣氛中展開（媒體競爭八卦，唯恐比旁人淪落得更慢，或者這也是敷衍媒體的一種世故的高明），不能免地，有記者問他，請問〈樹猶如此〉寫的是愛情還是友情？小說家也早知道不能免地必須面對這個問題，他答，有友情也有愛情。坦然直陳，to kiss in the sunlight。然而我猜測，這樣的大無畏不是與生俱來，如果不是長期kiss in the shadow，如何能寫出「獻給那一群，在最深的黑夜裡，獨自徬徨街頭，無所依歸的孩子們」的《孽子》。

　　小說家的這一表態，為同志族群露了很漂亮的一次臉，媒體再如何熱中於同志情殺消息，也沒有不高度肯定的。情愛超越了性別，有了絕對的價值。

　　以數十年堅若金石的情誼來面對世人的眼光與態度，其力量，比起左衝右突的「運動」，會更薄弱嗎？會更不深入人心嗎？年輕的紀錄片導演說，他是我們仰望的父兄，他是同志現身最大的反挫力。令人錯愕。同志運動的成績不能抹煞，但稍一過火，便擁弱勢以自重，如摩爾教授對萍說的，「你們這些人做一個決定。一會兒希望我們把你們看作成同類。一會兒又希望被當成是亞裔」，一方面希冀自己被等同於異性戀者看待／對待，另一方面，卻又過分敏感地，將所有的不友善視為陰謀，全都指向一個目標，甚至噬血地收集著不公平待遇，當作激情的材料。更有甚者，一個口口聲聲要旁人尊重他的人權的人，卻以執法者的姿態出現。

　　真實的人生在市井，不在理論與口號之間，真實的人生不是揭竿而起，不是哪個運動的註腳，所以摩爾教授說，「我們不需要被任何運動解放」。「我們」，摩爾教授和他的同事，有婦之夫亨利，也有數十年的交往。〈We kiss in the shadow〉，是《國王與我》裡的一首歌，也是摩爾教授用以自嘲的道具，數十年來摩爾和亨利維持著某種密謀的形式，試驗、探勘，而終於取得秩序與寧靜的平衡。

　　但是萍卻要摩爾教授不必覺得「羞恥」。說是不必，其實正暴露了隱埋在她身後的集體意識形態。巨大的陰影籠罩下來，這是一個時代的陰影，底層的意識，有人企圖掙脫，有心形塑一個新的時代氛圍，也有人或者漠視或者妥協。不同作為，有關選擇，無關對錯。

　　摩爾教授說，羞恥，「沒有人有辦法把這一部份從我身上拿走。那是我們那一個世代最核心的經驗」。萍卻對摩爾教授說，時代不同了。同樣的話，維克多也曾對萍教授說過，他說，那是妳的年代。輕言「時代不同」，流露出一種拒絕溝通的姿態，是時代的巨輪乘載著我往前而將你慘慘地輾於輪下，你還不知悔改嗎？

　　個人與時代相互反哺。個人之於時代，既如風中微塵，東飄西盪，不由自主，卻也像是洪流捲攜的一顆小水滴，固然面目模糊，卻確實是這一顆顆小水滴的匯流，才能逢岩穿石、遇崖成瀑，雕塑大地，形成一個新的時代主流。二○○○年間，當絕多數同志作家都躲在小說的虛構假面後作素顏的抒發時，我藉著自剖式的散文集《一隻男人》的出版出櫃，坦露某個面向的自己，讓旁人檢視，終極卻不是為了旁人，而是希望更誠實而赤裸地面對自己。一方面這是時代的積累，使得卑微的個人也有了勇氣去為自己釘下座標。另一方面，卻是個人意志使然，回顧少年時期的抑鬱自傷，稍長，自我心理建設，及至後來的坦然，看來似乎就是三個時代的縮影了。一個人，三個時代，已經無關時代，而是一個人如何去面對自己的課題，〈寂寞的十七歲〉、《孽子》、〈樹猶如此〉，摩爾教授、萍、維克多，在某些物事上某種程度上，每一組人都可以化約成同一個人，是一個人的自我內在歷程，與時代無關。

　　然而我們又都籠罩在時代之流底下，說過「文章就是一個人的思路」的摩爾教授，終於決定要教維克多寫作、其實更是終於自覺，要「寫出心裡的真正感受。從我們的靈魂裡出發」，但是維克多，新生命的表徵，卻決定要離他而去了。

隨選：

翻翻書05／吳明益《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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