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元化在葡萄牙籍天主教徒襄助下，於山東嚴訓火器兵。他多次展開遼東圖輿，俯瞰白山黑水，起初自信滿滿，以為打閉門嚴守之「延長戰」，正可拖死後金。惟時日愈久，孤臣力窮之困境，愈是不能負荷，至末兵敗身亡。1584年，在耶穌會士巴柏達（Luiz Jorge De Barbuda）繪製西方世界第一幅單張、標錄我國絕大多省縣名稱的地圖上，窮邊迢遞，勢成鼎革。張居正剛死兩年，好不容易喘口氣的大明很快地連「剜肉補瘡」的條件都喪失，滿州士飽馬騰，咄咄逼人，而江南一逕花紅柳綠，夜夜笙歌。此年，利瑪竇也同時開始繪製第一幅中文世界地圖－《山海輿圖》，完成後送交萬曆手上，極可能到崇禎亡國，仍存宮中，只是地圖上的形勝，已然易手。有一部章回小說叫《遼海丹忠錄》，描寫的就是晚明抗後金事蹟，可供我們想像這段歷史的孤城繚繞、疆宇烽煙。

<天主教徒孫元化與明末傳華的西洋火砲>：「耶穌會士傅凡濟（Francisco Furtado 1589-1653）於泰昌元年寄回歐洲的一封信中，明白指出徐光啟當時頗想藉西洋火器的輸入為煙幕，夾帶一些會士入華。」澳門，自然是這項計畫的跳板。李之藻遣奉教門人張燾前往該地購得四門鐵砲，但因徐光啟病重謝事，李之藻慮及利器落入敵手，遂將鐵砲暫置江西廣信府，銃師（砲操作士）遣回原地。

澳門是十六世紀初耶穌會士的根據地。Macau，來自「馬交石」的粵語發音。「夷目」，則是明人對當時所有外國頭目的統稱，澳門之主要掌責人也稱「夷目」。據《澳門開埠初期史研究》－<明代管理澳門仿唐宋【蕃坊】制度辨>結論：

一.【夷目】非明廷對葡首領之敕封。

二. 澳葡首領未曾受明封，而是交由葡萄牙國王委派或自行推選。

雖不過二十餘平方里大，明廷願將澳門交予葡萄牙人經營，是該國重視遠東貿易，為貨暢其流，願意協防海寇，而後交易徵稅等因素。同書採《明使歐洲四國傳注釋》：「...葡人東來中國，乃欲發展其在東方之貿易，其時尚無侵占中國之野心，在當時亦未具備此種力量...」《萬曆武功錄》：「萬曆八年（1580）...聞林道乾之亂，有在澳商人等自備舡糧器械，協力攻擊，督府曾上其功。」《明史 · 陳吾德傳》有隆慶二年（1568）葡人曾戰勝大海寇曾一本攻廣州；名將總兵官俞大猷也有相同遭遇，香山之澳商，自請助官兵滅賊。《澳門紀略》：「天啟時，徐如珂署海道副使，澳夷奔告紅毛將犯香山，請兵請餉請木石，以繕墉垣。」確實，《明史 · 佛朗機傳》也說：「番人本求市易，初無不軌謀，中朝疑之過甚，又無力以制之，故議者紛然。」

存封的四鐵銃很快獲得啟用，天啟元年（1621）遼河以東淪陷泰半，光啟抱病執行軍務，李之藻上疏，當火速將廣信府的鐵銃調至京師，請陽瑪諾（Manuel Dias,Jr.,1574-1659）等耶穌會士協助造銃臺。兵部尚書崔景榮贊成，可御史方震孺請罷崔，二年，清兵直逼廣寧，王化貞棄城，兵部尚書張鶴鳴懼罪。三月，萬曆三十二年的進士孫承宗出任兵部尚書；應了他自己說過的一句話：「...今天下當重將權，擇一沉雄有氣略者，授之節鉞，得自辟置偏裨以下，勿使文吏用小見沾沾陵其上。」

這時的孫承宗，年已花甲，督山海關及薊、遼、天津、登、萊諸處軍務，便宜行事，不從中制，展開一連串的人事革新。僉事袁崇煥建營舍，李秉誠練火器，沈棨繕甲仗，司務孫元化築砲臺...開始了「安遼人四十萬，復疆土四百里」的功業。《熹宗實錄》記孫元化受吏科給事中侯震暘推薦，侯震暘論遼經撫一案，陳奏條晰，甚得事體，傳曰：「...議者遂欲移廷弼，與化貞劃地任事。逆知其必敗。」孫元化因寄居上海而有機會接觸天主教，乃光啟弟子中官階最高，教名【意諾爵】(Ignacio)，著有《西法神機》（1）《徐文公增訂集》善本中，可見孫元化助徐光啟刪除的《句股義》（2）。黃一農院士所敘孫元化，正是以歸莊著<孫中丞傳>為主（3）孫於天啟二年（1622）正月呈〈防守京城揭〉，存於《皇明經世文編 · 明 》：「...非憑頓於層臺之上...非用遠鏡、精銃，以先殺於十里之外，則敵不挫...」論築臺造銃之法，應有一定制式：「...面角有一定之周徑廣狹。其直、其折、其平，有繩矩...」《徐文公增訂集 · 卷五》善本，載臺銃既定建制：「臺墻高約四丈。厚一丈。外周徑十五丈。圍四十五丈。度用浙尺。今城磚長一尺八吋。闊九吋。厚四吋。」以銃台堅守，還有鼓勵豪傑，練成萬騎。鳩集工料，造成百銃...戰略與其師徐光啟如出一轍。

最先提議西方火器手可用的是李之藻，天啟元年（1621）<為制勝須西銃乞敕取疏>倡「以夷攻夷」論。同年，海寇攻澳門，「...西洋人出敵，殺賊一千五百有奇，活擒數百名...」這裏的西洋人，仍便是葡萄牙人。朝廷著命速辦，執行人還是張燾，誰知因操作不當發生膛炸，空忙一場。黃院士<歐洲沉船與明末傳華的西洋大砲>考：「這批火砲的來歷，出自澳門葡兵於廣東高州府白縣所擊沉的【紅毛賊大船】。」

澳門有當時第一流的銅鐵鎔鑄技術，鐵砲廠由果阿總督利尼亞雷斯伯爵下令開辦（《澳門開埠初期史研究》譯）1557年之鑄砲廠位在西望洋山半山間。如「大三巴炮台」，馬士嘉洛也將軍擔任夷目時駐守，配有三十四門大銃。第二是「西望洋炮台」，第三是「東望洋炮台」。施白蒂之《澳門編年史 · 十七世紀之澳門》：「到1642年，為表示對葡萄牙國王效忠，一次運往澳門之銅砲達兩百尊。引入粵、浙工匠。」足見前文徐光啟言閩粵浙人對火銃多能言之，不是沒道理的。

黃仁宇先生在1991年11月中時人間副刊<內戰>一文曾說：「曾任《紐約時報》的編輯兼通訊員沙利斯百里（HarrisonSalisbury）曾經說過，中國像一顆洋蔥，剝去一層皮尚有一層。亦即背景之後又有背景。所以只據表面上發生的事情評判，多不中肯。」明廷用人總是火燒屁股時想到你，情勢略緩和，便一腳踢開。尤其魏忠賢當道，天啟四年，東林黨與閹黨鬥得死去活來，孫的構想不可能受重視，徐、孫二者同乃枯耗心力。孫元化進士落第後，經孫承宗薦，走赴邊關，任兵部司務，總管火藥、兵砲。命李秉誠教授，三個月內完成培訓八千火器手。不過他的籌略（也可說徐光啟的）仍舊與朝廷不合，黃一農院士<天主教徒孫元化與明末傳華的西洋火砲>指出孫承宗應命「專征佈置廣遠」，元化以為肯定要壞事。五年（1625年），魏忠賢大開殺戒，整肅政敵，包括徐光啟、孫承宗。以他的權力，搞得雞犬不留，實在太簡單不過。

天啟六年（1626），兵部尚書高第任遼東經略，以為關外不可守，乾脆撤去錦州、寧遠，孫元化還不死心，繼續徐光啟的戰略構想，上疏請用「西臺銃法」，明熹宗鑑於「膛炸」，一味忽略。為火砲努力的除徐光啟、孫元化，另者是茅坤之孫茅元儀。著有《督師紀略》、《武備志》二百四十卷。據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耀眼的六百年──鄭和與〈鄭和航海圖〉>－《科學發展》2004年7月、379期（4），「鄭和航海圖」是世界航海史中少數存世的跨洋航圖，就讓茅元儀之《武備志》保留下來了。